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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 我的梦想
【听校友讲华师一故事】
编者按:
2017年9月,华师一校友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我记忆中的华师一”——华中师大一附中建校67周年故事征集活动通知,征文活动得到众多校友的大力支持,我们将陆续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刊登校友的优秀征文。欢迎校友们继续投稿,华师一校友会电子邮箱:hsyxyh@163.com联系电话:027-87920667 联系人:马老师
“我记忆中的华师一”校友征文
《我的恩师,我的梦想》
作者:李承文(1979届校友)
李承文(1979届校友)
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高级国际商务师。1979年毕业于华师一,同年就读于复旦大学,1985年考入外交学院研究生,先后任职于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等单位。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白色的火焰》(署名童蒙)。
作者寄语:
没有人会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近两年,我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英语学习方法的讲座。在自我介绍时,我都会郑重地提及华师一附中。某些听众或许不以为然,复旦大学的招牌够抢眼的啦,何必加一所中学?他们哪里知道,这所学校在我心中的分量。
四十二年之后,我依然记得那个秋天温煦的阳光,那个上午既轻松又有些忐忑的步履。我和同班四十多个同学列队走出延安小学,前往华师一报到。班主任何传昇老师走在我们中间,他是专程来接我们的。延安小学离华师一很近,中间隔着千家街。年少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在那条狭窄的不足千米的马路分叉处,等待着我的不是一个新的校园,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生命。
记忆中的华师一不怒而威,像一个内功深厚的长者,令小子们不敢放肆。那是“文革”时期,在经历了“黄帅事件”之后,中小学校的秩序大乱。老师上课时被气哭、被撵出教室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华师一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校风。那时的家长送孩子到华师一,并非祈盼他们日后上大学,而是希望他们不要变成小流氓。
何传升老师和1974届校友的合影
何老师个子很高,幽默而随和。他的武汉话有些生涩,带着他乡的尾音。可是,再调皮的学生,都不敢嘲笑他。何老师能言善辩,和形形色色的学生都能沟通。在各种利器中,何老师最擅长的是讽刺挖苦,顶撞他的学生常常被他说得无地自容,“恨不得一脑壳凹到地底下”。当然,口舌并非总能凑效,因此,何老师偶尔会使点小手段。我想,那些吊儿郎当的学生恐怕都保留着这样的记忆:耳轮被他揪着,一拧,一提,立刻火辣辣的,双脚不由得踮起来。“哎哟,饶了我吧!不敢了,下次不敢了。”一班人马就这样被何老师制得服服帖帖的。
因为何老师的缘故,我得以在“大乱中达到大治”,专心于学习。他教我们英语。那时,连官方都在宣传“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我实在不知道学英语有什么用。可是,既然班主任是英语老师,那就学吧。英语如天书,他上课念的句子,我们下课就忘了。怎么办咧,只好用中文来注音。结果,英语课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莫名其妙的汉字,“内贼绷”(lazybones懒骨头),“迷得来”(midnight半夜)等等。
拜“评法批儒”运动所赐,上华师一后我迷上了历史,继而迷上了古文和文学。有一次,我在上英语课时偷看《青春之歌》,冷不防何老师走了过来,轻声调侃道:“被林道静迷住了吧?”他话里有话,我如同被人撕下了遮羞布一般,满脸通红。从此,我在他的课堂上再也不敢开小差了。
尽管我们学的大都是“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之类的宣传口号,但还是打下了一定的英语基础。1979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英语课分为快慢两个班,我是快班中唯一一个非上海籍学生。
记忆中的华师一是丰富的、多元的。学校设有滑翔班,也就是飞行员的后备班。学员们单独在一个小楼里住宿、学习。在操场上,我时常看到一个训练平衡功能的球形器材,滑翔班的学员轮流钻进去,四肢展开,随球体自由旋转。在我眼里,他们个个英姿勃发,神采飞扬。那时,不知什么缘故,我常常生病。因此,我对滑翔班学员的钦佩之情尤甚。
继滑翔班之后,学校开设了航模班和无线电测向班,它们属于课外兴趣小组。不少同学报名参加。日后湖北省航模运动队和无线电测向队的骨干,大都出自华师一。
华师一的多元性也体现在其文化上。那时,中学开设日语课的实属凤毛麟角。我虽然没学日语,但常常在校园见到日语老师浅见女士。她是日本人,个子矮矮的,脸上总带着微笑。1979年,武汉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中,几乎一半都是她的弟子。
华师一宣传连表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出剧照
记忆中的华师一也是神秘的。进学校大门往左拐,靠近围墙的那边,有一幢红色的砖房,那是宣传连专用的教学楼。宣传连的学生大都是文艺天才,唱歌、跳舞或者摆弄乐器。比我们大几岁的学长,能演出《红色娘子军》全场,几乎可以与专业演员媲美,在武汉享有盛名。
在华师一的五年里,我一次都没去过宣传连。毕业后,同学们聚会时,谈到当年的校花,我毫无印象,颇有“养在深闺我未识”的遗憾。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宣传连被解散,我本来有机会与她们同窗共读,一睹芳容。可是,学校文理科分班,我到了文科,而宣传连的绝大部分同学选择了理科班。我与校花们再次擦肩而过。近半个世纪后,我在微信上终于看到了她们当年的玉照,不禁怦然心动。那样清澈的眼睛、那种无法言表的纯净,如同时光一样,一去不复返。
名校的基石是名师。华师一的丰碑,由一代代老师用心血和汗水铸就。在成长的年华,我有幸遇上了一批这样的恩师。
语文老师董良元是前国家主席董必武的侄女,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讲解散文时,喜欢声情并茂地朗诵一段。不知不觉中,你受到感染,跟随她进入到作者所描绘的天地。如果课堂秩序不好,董老师会停下来,不温不火地说,你们讲,我歇着。于是教室内立刻安静下来。
董良元老师和学生的合影
董老师很欣赏我,但从未当面夸奖。高考那年,学校编辑的一本作文选集收录了我的两篇作文。我确信,董老师不是编辑便是推荐人。毕业后,一个同学告诉我,董老师在其他班上课时,常朗诵我的作文,每次提及我,都不吝溢美之词。在上海求学期间,我曾到交通大学同学处玩。几个低年级的华师一校友听说我来了,特意去看我。他们好奇,董老师的高足到底是什么模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同学们每逢假期都会约定时间,一同回华师一看望老师。董老师教理工班,因此文科班的学生不去看她。有时,我去何老师家时,会在走廊里碰到董老师,也就点头笑一笑。如今想起来,愧疚不已。
文科班的语文老师是陈治平。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瘦峭,背微驼。陈老师说话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他古文功夫扎实,板书尤其漂亮。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穿着那件蓝色中山装。衣服已经发白了,不知是洗白的,还是上面沾满了粉笔灰。
陈治平老师
陈老师不苟言笑,也不随意褒贬学生。但我跟他说话时,会在两片闪光的镜片后面,看到些微的笑意。我很满足,那已经是最高的嘉许了。
1994年1979届周方校友和母亲在香港与马老师合影,左一是马建玲老师)
政治课老师叫马建玲,广东人,个子不高,双眼又黑又亮,显得睿智、利落。她是文科班的班主任。我姐姐知道我写这篇文章后,发来微信,提醒我别忘了写她。“马老师把你当儿子般地照顾,督促你每天早上在学校操场跑步,还让你把一套衣服放在她家里,跑步完后去她家把湿衣服换下来。”看完这段话,我沉默良久,觉得千言万语均属多余,姐姐的这段话足矣。
提及文科班,不能不说说我们的年级主任答振益老师。他是河南籍回民,高而胖,脑袋鼻头都是圆的,连他拿粉笔的手指头,都是肥嘟嘟的。答老师教历史,善于条分缕析,把复杂的历史现象梳理整齐,便于我们理解与记忆。他对中国少数民族史颇有研究,很早就有专著问世。答老师是个急性子,有时需要在黑板上重新书写时,他竟然用手或袖口当黑板刷,把原来的内容嚓嚓刷掉。
答振益老师和学生的合影
高考时,我历史考了97分。答老师建议我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我没有采纳。那时是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天,谁会学考古呢?后来,我常常戏言道,如果当年听了答老师的话,投入考古事业,没准现在手里有几个古玩,成为亿万富豪也未可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答老师调到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书。我这才知道,华师一的好多老师原来是大学老师,文革期间,某些大学撤销了,于是他们来到了华师一。我们何等幸运,等于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大学教育。
华师一的师资队伍中不仅有中年骨干,也有青年才俊。我记得教政治课的刘苏邮老师,当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浓眉大眼,一身正气,天生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我曾私下为他打抱不平,他为何没出现在银幕上或舞台上。希望刘老师能看到这篇文字,与我重叙师生情谊,也了结我英雄崇拜的情结。
刘苏邮老师
我对华师一的感念,不仅由于恩师的润泽,还在于她催生了我的梦想——不仅仅是文学的梦想,而且包含对人生新的境界、新的高度的追寻,一辈子不放弃成长。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坚持中英文经典著作的阅读,坚持写作。这一寻梦的过程丰富了我的生活,提升了我的品位和能力。我对中英两种语言的理解更透彻、更全面,对英语教学也有独到的理念和方法。
阅读经典,其实就是遇见另一些恩师。夜深人静之时,窗外繁星闪烁,室内茗香缭绕,你展开典籍,一些文字直抵肺腑,仿佛是作者专门为你写的,仿佛他正在某个地方凝视着你,向你娓娓道来。我读王国维的著作,就有这种感悟。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中说:
“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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