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如今的中学生被升学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来，感觉到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还真有一点丰富多彩。

1962年秋季我进入华师一附中读高中，对新的环境我没有一丁点陌生的感觉，因为我儿时的好友李ZF、孙DX、易ZT，还有许多阅马场小学时的其他同学，大家又在此相聚了，而李ZF的妈妈邹容宜老师则成了我的代数课老师。

华中师大一附中前身为“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由潘梓年等著名革命家于1950年创建。1958年在保留“工中”的同时，被改为普通中学，校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第一附属中学”，在我们入学的时候，“工中”还有在读的学生，所以我们在读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候，故意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读成“工中、附中俱为一体”。

我高一时的班主任是杨裕生老师。他人品高尚，学业精湛，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老师之一。

杨老师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时，用很浓重的江西口音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江西老表啰”。此话一出，立即给了大家一种无比的亲切感。（*：普通话中无此音，只好以“我”字代替）

因为家中经济并不宽裕，杨老师没有手表，每次上课时他都像变戏法一样从鼓鼓囊囊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只闹钟，就是电影《国庆十点钟》里边那种“双铃马蹄表”，他把马蹄表横过来放在讲台上——因为如果正着放的话这只“表”常常要闹罢工——有时候钟停了，老先生还不得不拿起来摇两下，以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杨老师不仅课讲得好——曾经有记者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给他拍照——他还有超强的动手能力，那时候还是电子管的鼎盛时期，当市面上刚开始有晶体三极管卖的时候，杨老师居然买来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要知道，当时一只低频小功率三级管就要十二元钱！而一般中学老师每月工资都不会超过60元，这也许就是他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原因之一吧？

邹容宜、萧树静等老教师教学水平之高是不必赘述的。萧老师教的是几何课（我有幸当了她的几何课代表），她对学生就像慈母一样，遗憾的是，高中毕业后，我却是最后一个到学校去看她，为此她对我很有些埋怨，如今这已是无法弥补了。

教我们的一些青年教师，课也讲得非常引人入胜。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几何是由一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师教的（很遗憾，我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在讲解题目时，一步一步地引导着我们的思路，每解完一道题，他最后总要用武汉话拖着长长的音调说：“这就解（音“改”）决了……！”后来每次当他分析完一道题目后，我们全班同学就与他一起用武汉话高呼：“这就解决了……！”

高中时代是我的知识面急剧扩大的时代，这应当得益于那个年代高考的“指挥棒”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挥舞，读大学并非人们的唯一出路。是否读大学，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首先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还有一条从来未被官方公开承认过的“条件”，就是“家庭出身”如果你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你却没有“考”上大学，那只能怪你像天蓬元帅一样投错了胎，组织上内查外调，“掌握了”你不知哪一代祖宗为“剥削阶级”之一分子的“确凿证据”。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学习的动力表面上是“为人民服务”，是像歌中所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其实心底里仅仅是自己的兴趣而已。

学校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以及课余之时的许多业余活动小组（强调一点，那时全是免费的），这些都为我们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创造了条件。像趣味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等书籍我看了不少，这些对我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大有益处。

每天课余的体育运动也是我们生活的必需。我身高1.80米，在那个营养不良的年代，属于“高人一头”者，得益于此，我参加了校篮球队与田径队，由于身体单薄，又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所以始终属于坐在板凳上的“观察家”。我们这一届学生，可以说是“华师一”历史上群众体育开展得最辉煌的一届，1965年我们获得了第二届全运会基层单位田径通讯赛全国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山东实验中学总分第一）。1964年“华师一”获得了武汉市中学生的足球冠军，而我所在的篮球队也获得了武昌区中学亚军（冠军为省实验中学，当年市里没有组织过中学生篮球赛）。1965年中学生篮球赛没有赛完，但我们战胜了冠军实验中学队，遗憾的是却输给了第三名的三十三中（文华中学）。后来在体育界小有名气的袁ZS、邓DZ等人就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我本人虽说在体育成绩上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但是身体素质却大有提高，顺利地拿到了三级运动员证书，在进入大学后的体检中，右手握力185斤，左手握力也有145斤，而肺活量也由初中时的两、三千提高到了五千，上体育课时，500克的手榴弹很轻松地被我掷出了54米，这一切连我自己都颇感意外。

文艺演出是我所在班级许多同学的特长，一般每次校内的演出活动一等奖非我班莫属。也有一次意外，因为易ZT他们班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段太震撼了，给人以专业剧团演出的感觉。而他们班的编导就是易ZT！我从小就缺少文艺细胞，属于五音不全者，那时候凡是大合唱类的节目，要求全班每个同学都必须登台。我不忍心用自己的“歌声”杀害听众的细胞，于是“君子动口”不出声，这也算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因为我开创了如今明星大腕们假唱之先河，成为他们的祖师爷。

中国画和篆刻仍然是我的爱好之一，与我同班的邹QJ同学和少年时期的好友易ZT，再加十五中时的好友蔡XB、李JF，我们这些人每周都要在一起聚会交流，每个人把自己的习作拿来由大家进行评点，我们还互赠画作，我生日的时候，易ZT把他画的寿桃、寿酒配上诗作送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五个人一同从珞珈山上一路走到东湖岸边，看到眼前的美景，一向文思敏捷的李JF，面对东湖波涛，他张开自己的双臂，作“诗性大发”状，不过在他口中发出一连串的“啊”声之后，却戛然而止没了下文。我想大概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天题诗在后头”吧！大家一致要求易ZT回去后写一首诗以记此遊。易ZT也真的不负众望，他用宣纸把为此而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抄给我们每个人，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桃红李白山花发”，其它通通忘记了。如今易ZT蹲在城头上拉屎——露大脸了，闻其名，如雷声贯耳，想要巴结他而不得其门。真后悔自己“文革”时为什么会把他赠送给我的书画当废纸丢弃。保留到今天的话，至少也可以“呼儿将来换酒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