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周年校庆，置身汤逊湖畔华师一附中新校园，感觉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充满新奇和陌生，不知怎的，我的思絮又飞到早已荡然无存的老校舍------ 昔日的红楼，怀念起那个时代的朋友。

 红楼是我们华师一附中的男生宿舍，是我青春的驿站，那里珍藏着许多美好的回忆。

 高一时我的寝室由红楼中门进去，在走廊靠北右边第一间，我的铺位是右边靠窗户的下铺。严配福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新同学，他的铺位在一进门的右手边上铺。他是我们班的珠穆朗玛------身材最高。有天夜晚大家刚睡着不久，突然“嘣咚”一声巨响，原来是严配福从上铺掉了下来，脚落在地上，手还扶着拦杆，幸亏个子高，脚能撑着地，才没有受伤。寝室的同学都笑了。

 高一（1）班班主任熊老师是在红楼结婚的。新婚第二天早晨，当他出现在红楼前，简直判若两人，眼睛发青，脸瘦了一圈，没有一点血色，如害了一场大病。他们班几个女生调皮地对他说：“哎呀！瘦成这样！老师昨天晚上做么事了？”说着哈哈大笑。搞得熊老师很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

 有个广东籍的同学，身材长相甚至走路的姿态，都带明显的地域特点。他喜欢撑双杠，肩膀较宽，下身显得特别短，脚丫子撒开，走路呈外八字，有同学取笑他“鸭子”。有好几次，他进寝室或教室时，有同学便对他唱“合作社里养成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望着我呷呷地叫......”接着一些同学跟着唱“呷呷地叫、呷呷地叫......”此起彼伏，笑声一片。那个被取笑的同学总是红着脸，勉强地笑，很难受的样子，有一次还扒在桌子上哭了。后来他转学走了。

 有个同学袜子不见了，以为是别人拿错了，就把别人晾在旁边的袜子穿了，结果被当成小偷小模行为开斗争会。这个同学平时爱逗笑，时常假装坏人挨斗的样子，做出一副边掴自己耳光，边骂自己“我不是东西！我坦白交待！我重新做人！”的滑稽相，没想到这次弄假成真。同学们看着他的倒霉相，联想平时装坏人的样子，都禁不住哈哈大笑。

 伍家培刚搬来时，睡觉打鼾，吵得睡不好，我以为只有身高体壮才打鼾，他那么瘦小，打什么鼾？想必是装的。伍家培听我这么说，也不恼怒，只是略带愠色，欲言又止，终于苦笑地说：“难道人长得瘦，连打鼾的资格都没有么？”

 他的话说得很巧妙，想必我真的冤枉他了。

 有一天上政治课，伍同学迟到了，被熊老师罚站，我为他抱不平，心里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罚站！”也许熊老师以前上学常罚站，现在就发泄到他的学生头上。

 陈大钧在我的上铺，黄志强在对面下铺。黄志强每天晚上扛杠玲压腿，陈大钧每天练八段锦。我也跟着练，后来坚持了几十年，想必对身体很有好处。

 王剑舫很健谈，看的书很多，记性又好，晚上总是涛涛不绝地讲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似乎无所不晓。有时我迷迷糊糊感觉睡了一觉，他一个人还在自言自语。他很爱唱歌，寝室里总是听到他的歌声，唱得最多的是古曲《满江红》、《黄河谣》和苏联歌曲《列宁山》、《蓝旗颂》、《伏尔加河纤夫》、《三套车》等等，寝室里的同学都跟着听会了。

 高二时，我们寝室调到了红楼正中间那间房。我在一进门的右侧上铺，下铺是韦宗福。靠窗户那边的上铺是陈大钧。有天下午，我和韦宗福到阅马场一个餐馆吃东西，遇到两个河南乞丐围着我们讨吃的，乞讨声不住在耳边萦绕，叫人实在无法再吃得下去，只好又买了个烧饼。走在半路上，一个带“湖北大学”校徵的青年跟在韦宗福身后，冷不防朝他的烧饼吐了一口唾沫，趁韦宗福正在发愣，猛地一下子抢过烧饼，狠狠啃了一口，然后用两手捏紧烧饼，边跑边往嘴里塞。我和韦宗福眼睁睁看着他一直跑进湖北大学校门。

 我最忘不了慈眉善目的袁校长和马主任，忘不了样子凶神恶煞，总是很严峻的刘传江主任，还有那个像阿里巴巴的回民老头和那个酷似电影名星赵丹的老电工师傅等等。其中许多故事发生在初中，高中时我们常常在寝室里谈起，总是笑声连天。这些人和事给我们单调的学生生活增添许多趣味和色彩，

 有一次晚自习，一个男生出教室后，有同学把撮箕装上垃圾灰，搁在虚掩的两扇门上，诡密地笑着，等那个同学进来，想像被砸得狗血淋头的样子。等了老半天没进来，焦急和无聊得都没心思自习了，有人提出撤了算了。这时，门外有了动静。有人小声嘘嘘：“有了！有了！来了！来了！”像鱼儿上钩那样兴奋，像捉特务那样惊险。

 “哐当！”一声门开了，一阵乱雨，正砸着进来巡视的马主任。同学们吓得摒住呼吸，谁也不敢笑。

 没想到马主任却没有发脾气，而是笑笑的样子，故作姿态地在教室踱了几步，佯装若无其事，好像砸的是别人，然后调头走出教室。

 缺乏自制力的孩子们不等马主任走远，刚出教室就放声大笑。

 自然灾害时，我们总是饿得头发晕，袁校长传达学校“劳逸结合”的决定，说肚子饿了可以不上课。开始那几天，我们在寝室自由自在休息，或在大操场的草坪上玩，后来干脆出校门，到大东门、阅马场，有时在自由市场抢购糠粑粑和熟蒿芭吃，有时看猜字算命先生胡扯。

 有两个算命先生印象很深。一个瘦骨嶙峋，有气无力，操着沔阳腔召揽生意，很滑稽，极像变味的普通话------“堪几灰堪晕欺（看机会看运气）”

 另一个打着“小孔明”旗幡，蓄着长长的八字胡，扮成诸葛亮的样子，戏剧里面典型的测字先生的样子，也像年画上的灶王爷和财神。

 吃钵饭的那一阵子，学生吃不饱，饭吃完后钵子随处乱扔，食堂的校工到处收拾。有时把饭钵丢在寝室里，晚上当尿壶，用后往窗外一扔。有一次刘传江主任到男生寝室巡视，刚走到楼梯口，正巧一个饭钵从楼上飞下来，“哐当”一声落在楼梯上砸得粉碎。刘主任气急败坏吼叫起来，同学们偷着乐。

 学校有个电工师傅，有一只手不方便，像周恩来那只受伤的手，总是歪着肩挎个电工包，走路急匆匆，好像小便来不及。那时上演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等，他相貌像赵丹，而气质却极大反差，我们望着就好笑，看见他就喊“赵丹来了！赵丹来了！”电工师傅以为在骂他，回过头来凶我们，同学们就吓得四散逃跑。

 高三毕业时，有一次红楼前面的篮球场举办排球邀请赛：青岛女排对武汉女排。青岛女排人高马大，皮肤黝黑，武汉女排身材纤瘦，白肤白皙，形成有趣的反差。回民老头站在我旁边，盯着青岛女排姑娘的大腿，脱口而出地说：“好粗哇----- 像水桶！”周围的同学都望着他笑了。

 红楼往事日渐模糊，早已零落成碎片，红楼宿舍也荡然无存，但红楼的印象依然很深。

 我们的红楼，堪称全校最好的校舍，那是幢二层的洋楼，在大楼中部的二楼顶上，还有几间小阁楼，作为班主任老师的单身宿舍。如果俯视，这栋楼的平面呈“H”形，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个“工”字形。工人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被推上至高的地位，这个“工”字令我们对心中的崇拜，肃然起敬。“工”字形又像飞机展开双翼，让我们的理想海阔天空地翱翔。而“工”字钢的联想，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要当国家的栋梁。

 红楼前有个硕大的“女娲石”。

《红楼梦》开卷就说此书乃“自譬石头所记之事”，这块石头本是补天之材，经一僧一道大展幻术，变成了一块美玉。巧的是我们红楼的台阶前，也有一块石头，约半米高，1米对径，呈不规整的碟形。那是1958年大办钢铁时尚未炼成的铁焦石，我们常在上面蹲坐，把表面磨得峥亮，常常把它想象成天外来客，是女娲补天落下的彩石。

 我们的红楼宿舍，非常漂亮，红瓦红墙，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楼前楼后的法国梧桐，春夏郁郁葱葱，秋冬满目金黄，充满活力与希望。

 红楼宿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驿站，寄托过许多同学三年的烂漫年华和美好憧憬。在那座楼里，我们曾壮志凌云，高唱《毕业歌》，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的红楼，令我们产生太多的联想，她虽然不是北大那个“五四”运动的红楼，也不是武昌那个辛亥首义的红楼，但我们却引以为骄傲。那时认为，莫斯科有个红场，而我们华师一附中有个红楼，在我心目中，华师一附中好比延安，红楼就是那宝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