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的易中天是中学时代的同学，又是“军垦战士”时期的战友。

  萝卜学者

         1965年9月17日，我们乘坐同一专列从武汉支边进疆，分配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莫索湾垦区，成了光荣的军垦战士。

   莫索湾地处天山北，准葛尔盆地南，是五十年代末戈壁沙漠中新开垦的处女地，离石河子市98公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沙漠、盐碱地、戈壁、红柳、白杨、条田、地窝子。这里有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树干粗过树冠的胡杨林。

    这里没有四季之分，有长达半年多（每年10月底至来年5月初）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的寒冷冬季，有最高温度达零上40度的炎热夏季。不仅年温差大，昼夜温差也极大。人们常说的“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一点也不过分。

        我和那时的易中天一起，曾冒着“风如刀，面如割”的寒风拉过装载了500公斤黄沙的架子车；在结了冰的棉桃上抠过棉花；在蒸笼般的庄稼地里掰过包谷棒子，割过小麦；在疙疙瘩瘩的田间跪着爬着定过苗，拔过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手提马灯，一手握铁锹浇过水，守过夜……。那时的易中天一餐能吃一斤半包谷馍，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吼叫、大步走路，到哪里都是一个壮劳力。

1965年春节部分战友在新疆兵团农八师149团团冲毁合影

（前排左起：周文时、樊正义、朱牧生、胡道庆、李熙和

后排左起：谭玲彬、王挺立、易中天、万德明、王本云、盛道坤）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诗曾是我们这些“戍边”游子的梦中吟。说是有三年探一次亲的规定，但在那个动乱年代，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沙包窝里，却成了一纸空文。即使有少数“表现好的”享此待遇，那时交通又不便，往返路途要8、9天，短短一个月假期，岂能缓解亲情割舍的离愁和伤痛？由内地通往新疆的铁路线上，不知洒下多少亲友的眼泪！

    尤其湖北人思乡最切。在新疆，不管你是黄陂的，新洲的，还是武汉的，只要听到带南方口音，都感到分外亲切，都想凑上去聊几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绝不是春节晚会上的一句笑话，轻飘飘地说说，而的确是常年飘零异乡的人们情感的真实写照。大家为了互相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每逢节假日都会聚在一起，易中天是我的挚友，每聚必到，有时还等不及通知，会早早地不请自来，互诉衷肠成了我们共同的一种期盼。

        易中天每逢外出，冬天常穿一件蓝咔叽布的长棉大衣，靠上面有两个护手的大口袋，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夏天总穿一套细帆布的工作服，一双翻毛皮鞋（夏天公路上常积尘盈尺）。他身材不怎么魁梧，却显得很壮实；记忆极好，谈吐幽默，嘴角常带调侃的微笑而显露出书卷气；且乐于助人，用家乡话说——“蛮合群”。

        易中天说：“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易中天对萝卜情有独钟不只是近几年的事，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好“品”萝卜。那时当然不是作为“学术萝卜”让别人“品”，而是他“品”萝卜。

        1972年11月5日，我的老大周岁生日，免不了要请老乡来家一聚。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各类物资匮乏，团部商店也只有牙膏、牙刷、草纸、油盐、莫合烟（新疆当地产的烟叶）等日常用品，连香烟、糖也不多见。不用说什么生猛海鲜，就连现在上不了席的花生米都买不到。虽然我们夫妇早有准备，但仍为下酒的几样凉菜发愁。

        好在中天、亭立早早赶过来帮忙，易中天说：“何必为这点小事犯愁，用萝卜至少可做四样凉菜！”新疆这地方，只要有水，什么东西都种得出来，这里长的白萝卜，一般都在3公斤以上，水灵灵的，特别香甜。于是一起动手，把大白萝卜切成丝、条、片、丁，分装四大碗，拌上糖、醋、辣椒粉、花椒粉，撒上一些芹菜叶、胡萝卜丝，最后浇上滚烫的清油，一会儿工夫，四大碗色香味俱全，酸、甜、麻、辣口味各异的下酒菜就端上了桌。加上一大盆胡萝卜烧排骨，一大罐白萝卜煨鸡汤，还有大葱炒鸡杂和几样小菜，结果把那道周岁庆宴搞得异常丰盛。配上早已备足的高粱曲酒，老乡们吃得特别尽兴。除了赞扬贤妻的能干，还连夸易中天的几碗“萝卜宴”。

1972年10月在149团19队与易中天等战友的合影

       “三国”世人品了几百年，大家都很熟悉，似乎再没有新意，味同嚼腊，而经易中天品起来，却别具特色，格外有滋有味。正如“萝卜”普通至极，易中天就能做出好几种不同花样，品出新意，品出“萝卜宴”，所以说，易中天“品三国”，与当年“品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十年后名扬天下的易中天自诩“萝卜学者”，不止风趣，也确实恰如其分。

 教授与书

        不久前，著名主持人杨澜采访易中天：“你考取武大研究生以后的最大感触是什么？”答：“最高兴的是从今以后有很多的书可以看了。”

        对于读书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书可读。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于一个想读书而又无书可读的有志青年，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理解。易中天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五十年代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儿子深受家庭文化熏陶，自幼即酷受读书。但在那个动乱年代，除了“红宝书”再无其它的书可读，能进入高等学府，就能有读不完的书，他就像“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那样的喜悦，那样的如鱼得水。

    1990年8月借出差武汉之便，我特地看望了易中天。自从他1975年离开莫索湾，我们已有15年没见面。那时他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已是颇有些名气的大学副教授，想象他的家室环境定是明窗净几，宽敞舒适，岂料一跨进武大南三区教工宿舍他的家，竟连《陋室铭》中所描述的都不如，除了书，还是书，真可谓“家徒四壁”。

    当我爬上二楼，一眼就从迎面敞开的大门内，看到易中天只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趴在一个旧竹床上伏案挥毫，许是我的身影遮住了光线，这才抬起头来，先是一愣，接着忙收起纸笔，惊喜道：“是哪股风把你老兄吹来了？你先坐，我去烧水泡茶。”

     我顺势坐在了竹床上。环顾四周，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天花板和墙壁石灰斑剥，除迎着大门和厨房的一面墙外，四面墙壁三面都是书架。这些书架上顶天花板，下贴地面，上上下下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粗略看了看，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凡我想到的，应有尽有。特别是有关美学、人文、历史、宗教、法律的书籍格外显眼。随手抽出几本，发现都有毛边，显然是阅读过多次，全然不同于款爷们书架上作点缀的摆设。

      十五年不见，易中天显得黑而清瘦，身材也象矮了许多。我开玩笑说： “真是教授哇，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么热的天，你还写得下去么？” “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动笔，欲罢不能！我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4千字以上，如果没人应酬，每天七千字没问题……”

        我和他走进厨房，厨房里连个碗柜也没有，水泥砌成的灶台上，油盐酱醋瓶和碗筷杂乱成堆。他从不知哪个罐罐里抓出半碗绿豆和米在水池上冲洗：“老兄远道而来，搞的是突然袭击，没有什么好招待，煮点绿豆稀饭，就几样剩菜喝两盅，如何？”

         两杯下肚，谈及新疆的往事和分手后众兄弟各自去向，不免感叹不已。我问及他近况。

    易中天说：“苏轼词云：‘常恨此身非我有’，现在我就深为苦恼。我爱人李华在《湖北劳动人事》杂志当编辑，每天早出晚归，家务和小女贝贝都要由我‘主管’，系里行政事务繁多，教学科研亦不敢懈怠，各处又常来约稿，却之不恭，案头积稿盈尺，真是恨分身无术。不瞒老兄，这几年我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只有书、稿相伴。不过，倒是欢迎你们来家小酌！”

        现在想起来，1990年前后的易中天，正如启功调侃：“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易中天当时正处在这样的矛盾中。他的办法是“生产自救”。他“挥笔动墨”，在写作中博览群书，充实自己，先后陆续写成《帝国的惆怅》、《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品人录》、《读城记》等。特别是近年来的一部《品三国》使他更是名噪天下，被各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人们又怎知道易中天前几十年是如何趟过来的呢？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而对于年逾六旬的易中天，又岂止十年寒窗？

        1990年一别，转眼已过二十年，期间，我们只是电信往来，祝颂平安，各人忙各人的事，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这两年甚至都无法取得联系。我知道，他是太忙了！

         前几天，在易中天网上见到他的一段话：“退休后，住到别的地方去，到厦门大学是见不到我的……书房里，哪怕是这书房不大，但四周放着自己喜欢的书，很温馨闲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以后喝自己喜欢的茶，写一点东西，我估计这是我们这类人最愿意的生活。”

        如果真能这样，我们也许还有小酌之日。

朱牧生校友和易中天校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