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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田庆山老师

作者：汪厚铎 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19日 点击数：

  

畸人老田
          ——忆田庆山老师
 
汪厚铎
 
“畸人”就是“奇人”，还有“不偶于世”、“孤零人”等含义，古史中有《畸人传》。田庆山老师古貌古心，有古人风，所以我用了这个标题。
田老师和我是同龄人，同在教育研究室工作过，同楼同单元居住，门对门，彼此很熟，我就叫他“老田”。
老田河南人，参加革命工作很早，是离休干部，袁福校长（高干）去世后，全校数他工资最高，然而，他的生活却奇俭。
老田和老伴谢婆经常自擀面条吃，素食，偶尔吃两个鸡蛋。谢婆去世后，他每天早晨拿个小竹箕子去食堂买两个馒头，用块旧纱布盖着端回家，倒杯开水，这就是他的早餐。中餐晚餐都吃光面条。女儿田珍出嫁了，星期天有时回来看望老爸，才带些蔬菜给他吃。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话移用于老田，是很恰当的。他常年穿一套旧的蓝色中山装，并不邋遢，只是洗而又洗，日益褪色了。严寒的冬天，还是这个着装，里面只加了毛衣，不穿棉衣棉被，不戴帽子，光着短发稀疏的脑袋，脚上是一双儿子不要了的旧皮鞋，袜子后跟都破了，冻得瑟缩着，还是硬挺住。偶尔感冒，决不打针吃药，煮碗汤面，撒些胡椒粉，热气腾腾地吃下，钻进被窝，睡一觉，出身汗，就好了。别的病痛，他没有，从不报销药费。
老田比我早几年在教育研究室工作。我调该室时，走进去一看，只见大半间堆满了杂物：板炭、火盆、电扇、报纸等，南窗下挤着放两张写字台，我们相对而坐。他夏天不开电扇，用纸把它包裹起来；冬天不生火取暖，总务处每年送来的板炭越堆越高；报纸看后，一张不缺地整整齐齐叠码起来，因是公物，决不私自处理，也越码越高。我打熬不住，夏开电扇，冬烧炭火，他笑而观之，不靠近，不分享。我早就听说老田的一管坏货钢笔用了几十年，破了，舍不得丢弃，还在使用。为了验证此说是否属实，我向他索取仔细察看：笔管折断了，他用细绳捆扎好，笔尖分叉了，他照样能书写。我试写过，纸都刺穿了，根本没法使，可他熟能生巧，运用自如，我很佩服。
老田教高中数学课，每天就用这管破钢笔写教案，改作业。除教课外，校领导还交给他一个接待来宾的任务。他干什么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教学是这样，接待也是这样。他为人非常低调，忠厚老实，和蔼可亲，没一点儿架子，每次接待来宾，拖洗地板，抹试桌椅，倒痰盂，打开水，介绍学校概况，回答提问，引导参观，全都由他一人包揽。他口齿讷讷，不善言辞，但准备充分，讲述简明，答问不厌其烦。我校知名度高，经常有国内外宾客前来访问参观，校领导若有来必迎，每次亲自接待，一搞大半天，委实招架不住；老田出来完成这项任务，功不可没。
接待国内外宾客，老田已熟练，可谓有一套了。但这是任务，是工作，至于个人，他可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他不交友，无应酬，除非工作需要，从不跟谁接触、谈话。我和他同在一室相对而坐，总是各自埋头工作，有空就看看报，极少交谈，更不可能闲聊天儿，因此，对于他的所思所感，你是没法知晓一二的。“文革”期间，全国打打斗斗，乱成一团，全校也斗来斗去，闹得沸反盈天。有的“造反”，有的“保皇”，有的“逍遥”；惟独老田，既无什么“辫子”可抓，不会挨斗，也没一点“革命”激情，不去斗人，谁都看不出他如何“站队”，也就是说，他没有“观点”，没有“立场”。他是老革命、老党员，竟如此出格，一些同志私下议论，认为此人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实在太“落后”了，应该“劝退”。他非“造”非“保”，但并不“逍遥”，只要有劳动，他就积极参加（例如下乡去农，插秧割麦）；只要有工作，他就尽力去干（例如接待“大串联”的人，为其住宿服务）。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审视那时的老田，仍是一个谜，一个值得一猜颇有意思的谜。我想，老田经常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是关心天下事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也许曾一度困惑迷惘过，但决不会毫无看法，无动于衷，相反，他定会内心痛苦，郁结难解；他绝非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相反，也许他比众多自以为“革命”自以为“紧跟”的人清醒得多。他是最讲原则、最纪律的人，眼看整个国家长期陷于无政府无法纪的混乱状态，他能不反感吗？他是心地善良、情怀温和的人，眼看自上（中央文革小组）而下（各种“造反”派）那些斗呀杀呀凶狠、残忍的所作所为，他能不反感吗？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猜想，他的“观点”就是：全面否定这个所谓“文化大革命”，渴望这番大胡闹赶快收场，赶快恢复和平安定的局面。当然，他不是顾难，他远没有顾准那么高明那么睿智；他也不是张志新、遇罗克，他远没有张、遇那么勇敢那么豪壮。他很平凡，他处处小心谨慎，性格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在血与火的恐怖、疯狂年代中的静观默想者。他什么“派”都不是，他只认定一个硬道理：劳动是神圣的，工作是美好的。
说老田最讲原则，事例很多，上述不卖旧报纸就是一例，这里再讲一件简直难以置信的奇特的大事。他的老伴谢婆晚年双目失明，后来又患重病，住进医院治疗半个多月，无效回家。一天夜里谢婆死了，老田含泪无声息地守着遗体，儿子老二田英及其妻女三人都在家里，毫不知晓，天亮起床，洗漱后各自上班、上学去了，他才告知总务处，说要丧事从简，悄然火化。校领导认为不妥，无论如何总该通知两个儿子以及儿媳、孙女们都回来。他们回来后，既悲伤又抱怨。大儿子田进哭诉道：“我在潜江油田，老妈卧病好几个月，老爸也不打个电话给我，我没见老妈最后一面，枉为人子啊！……”老田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是和谢婆感情不好么？不，他俩是同艰苦、共患难、相依为命的好夫妻，他献的花圈挂着一副挽联，抒发了深挚的恩爱之情。（我记性衰退，可惜联文忘了。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教数学的老田原来熟谙平仄，善对仗，有诗才！连带讲一下，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看到老田为学校写的通知，字楷书，朴拙坚实、整齐端正，书如其人。我又惊讶发现：原来老田还是我校深藏多年、今日始露的一枝笔！此后这枝笔被领导看中、群众赞许，公告栏上经常张贴出他的墨宝。）他如此怪异，实质是为了坚持一条原则：工作第一，学习第一。在他看来，工作、学习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绝不可受到丝毫的影响。
工作第一，工作美好，对于老田来说，工作就是生命。1987年，老田应该离休了，他委实不愿离开工作岗位，但政策规定他绝对遵守，万般无奈地办了离休手续。他离开了讲堂，离开了教育研究室，简直没法活下去。他没有娱乐活动，不搞体育锻炼，更不养宠物，一天到晚，百无聊赖，思来想去，终于去找校长要求工作，声明是义务劳动，不要报酬，校长叫他就在“校务办公室”随便做些事，可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上班。这样直到70多岁了，领导劝他回家，好好养老，他又去校办“教育书店”义务上班。后来书店停办，他再没去处了。没有了工作，他生命等于零，精神完全空虚、彻底崩溃了。他常常整天痴呆地站立在南家属区的门口，像只老猿攀扶着铁栅门，凄凄惶惶，我看了真心酸！
不久，春节即将来临。2004年的除夕，在鞭炮声中，在家家户户欢庆、祝福之际，老田刚吃完一碗面，突然倒下了。他长期干瘦，脸色枯黄，显然营养不良，可能贫血，但他自觉健康，每两年一次的全校体检，从不参加。校医却发现他血压偏高，嘱他吃降压药，他不在乎，不吃药。年末很冷，他衣服单薄，血管收缩，导致脑溢血而亡，享年80。田进说：“毛线帽、羽绒服、棉裤、棉鞋，很早就给老爸全买了，可他就是不肯戴不肯穿。我向他下跪，哀求他给我们顾点面子，别让人家戳脊梁骨，指责我们太不孝，可他就是不听！”
人们不禁要问：老田一辈子奇俭、苦行，攒钱不花，岂非守财奴“葛朗台”么？请别这么说，他生前表示过：留作家庭教育基金，两个孙女将来由小学而大学，谁有志气出国留学，都由此开支。
老田作古了。他是华师一附中最不出头露面的人，很容易被人淡忘。然而他的身影，他的精神，永远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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