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到极处便是严到极处

高一年级 汪鲁强

我定这么个标题，自我标榜的成分应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首先，它是襄樊五中校长李凯先生于公元1990年在由襄樊市副市长焦泽浩亲自主持的“鲁强教育现象暨‘鲁强班’高考庆功会”上发言的主题；（那些年许多省重点高中还在为班平升学人数突破个位数而努力奋斗，我带的那个起点并不好的班有32人过省线、市区前五名集于该班——较我自己1987年28人过省线、25人过一类大学分数线的高考成绩又有跃进）其次，华师一李水生校长在襄樊参加全省重点中学德育工作会议时听过我的专题汇报，也正是李校长的充分肯定，才有我今天能在这里说话的事实。多少年来，我始终把这些教育行家的鼓励当作鞭策，我始终改变不了以严格的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作为男人，本来是不屑于把儿子挂在嘴上的。但今天为了证明我对学生的严格是出于爱心，我还是想在此唯一一次提及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我那个儿子绝对是我的儿子，智力方面的基因遗传最多只有中上等。因此我断定：他平时学习总分能够名列华师一第一名，竞赛能够弄个化学全国一等奖第一名、数学省赛区二等奖前列、物理省赛区三等奖前列，还能高二时就能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尤其是能以绝对优势入选化学奥赛国家四人代表队、保送北大，除了初中阶段刘双等老师、高中阶段杨国红等老师的精心培养以及他有个虽无多少能耐、教子却极具耐心的妈以外，很大程度上与我的严格要求有关。这一点，我想凡是住在大东门校区的老师尤其是有兴趣关注过我教子的老师都能证明这一点。正是因为我长期谨小慎为地从事着的教育学生的工作给了我钢铁般的意志，给了我几近冰点的理性；而多年来较为成功的教育教学实践更给了我相信教育之效的狂热。

下面说点正题上的话。说两层意思：一、我在哪些方面严格要求过学生；二、我是靠什么落实我的严格要求的。

一、我在哪些方面严格要求过学生：

首先，我对学生生活习惯的要求非常严格。22年中，我对学生的生活指导有过几种说法，最早叫学习生活节律制度；我分管襄樊五中一千多名住校生时它叫“襄樊五中高中学生一日行为规范”；后来参加华师一张校长的养成教育课题组，它叫“养成教育的生活训练序列”。不过无论怎样更名，都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这“药”就是：要求学生早起早睡并以分秒计算其是否准时，要求学生一年四季午休并以分钟计算其是否睡足，要求学生一年四季晨跑而不分风霜雨雪。我带的班，学生的早锻炼、午休曾被张校长称为“学校极为亮丽的风景线”。

其次，我对学生的学习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从1983年开始，我就着手深入研究学生的学习方法。1985年我到海军工程学院（现在叫海军工程大学）参加全国中学生学习方法研讨会后，与原武汉师范学院的黎世法老师、华中师院的旷习模老师有过几年的密切交往，原因是我在旷老师讲学时经常充当翻译——旷老师口音很重，而各地去的中学老师脑子里又大多没有旷老师所讲的那些概念，我就经常站起来帮旷老师讲解，也因此旷老师就临时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讲讲我的研究。于是我就讲了我的“五环式学习方法”——有效预习、高效上课、及时复习整理、独立作业、周期小结，去年收录进了华中师大严正教授主编的《做人的基本功》一书，前些时我又放在高一年级网站上供高一国际部的家长们参阅。

我在带第一届学生时，曾试图以“五环式学习方法”为制度一个人监控全班50多名学生的学习全过程。为了这个极“苕”的想法，我那时一度苗条到只有89斤，还两次晕到。不过，蛮干也让我真正深入了学生的学习，或者说认识到了不少学习规律。这些蛮干积累的大量素材，就成了多年来我面对各种学习口号却从不盲从的底气。到了第二届，为了自己能增加一些体重，我就努力培养学生干部。除了班委会、团支部以外，还有学生干部学期任期制、顾问委员会、课外学习委员会以及各种名目的助理，就是那时为了增加体重、给自己减压想出的名堂。因为尝到了甜头，我就给它定名为“班级群体学习管理制度”，而将“五环式学习方法”更名为“个体学习优化制度”。制度是有强制性的，学生一旦进了我的班级，就不能不遵守制度。这便有了严肃性，严格也就开始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展开“双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育教学大讨论，襄樊市教委督导室主任李明凯率队督导襄樊五中的教育教学，我的这些做法被“发现”。李主任亲自执笔，以“严师出高徒”为题，在《襄樊日报》上渲染了我的严格，更把我树为“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典型。

在个体学习优化和群体学习管理方面，我有很多实例。我写的《养成规范培养主动激发创造》（《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之路·专题研究》）一文中提到的华师一附中1999届一班那九位被全班同学评为自学交流活动的“讲师”和“助教”，直到大学本科毕业时均有极佳表现：朱洪博、黄轩、张筱希三人取得了全额奖学金在美国著名大学读研，万钦、韩殿飞、王建三人在清华保送研究生，程鹏志放弃保研资格、成为南航三年中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唯一一人，李琛保送读上海交大研究生，张顺达则由武汉理工大学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读研。还有一个典型叫夏谦。夏谦当初考华师一时成绩并不理想，刚开始一见到老师就紧张。我发现她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就有意识鼓励、肯定、引导，慢慢地，夏谦就成了班上疑难问题讨论的最佳综述人之一。语言促进思维，思维提升语言。夏谦高三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保送读研；研究生阶段的论文成为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宣读论文，该文发表后被国际三大索引中的SCI和EI同时收录；现正在北美攻读博士学位。夏谦离开高中后的这些出色表现当然不能都归结为我当年的个体学习优化和群体学习管理的努力，但没有当年的严格训练她可能考不进华工，当年那个自信心略嫌不足的小女孩很可能不会成为今天学生时代就涉足科学前沿的才女。

再次，我对学生为人处事要求极严。因为我吃过好多好多亏，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学生必须严谨，必须以他们自身过硬的素养去争取、维护他们各自的权益。这就像老子没实现的愿望总寄希望于儿子一样。我确实在努力教育学生洒脱、豁达、谦谨、冷静、外圆内方、独立自尊、勤于思考、奋发向上、愈挫愈坚。或许是由于我“苦大仇深”，我训练学生时有时冷静到连我自己都后怕。1990年毕业的程雨，因为不肯动脑筋思考，写招领启事把所拾排球的特征几乎全都写了出去，被我停过课；他总是丢三落四，刚刚从家里回到学校，马上又请假回家拿鞋垫，又被我强令他去买十双鞋垫挂在他的蚊帐上以示惩罚。这孩子后来成熟多了，清华毕业后出国拿了博士学位，现定居加拿大。这两年我老了，脾气也好多了；但严格要求学生的理性行为更多了。像新生军训时听说有学生深夜翻墙外出上网，我就感到自己班上也有这样的学生。果不其然，我一诈，就揪出了报到当天就溜出寝室整夜不归、军训五天有三晚上失踪的两名学生。对这两名学生，我除了上报学校处分外，再就是对他们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现在这两名学生，差不多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了，我准备三个月期限一到就提请学校撤消他们的处分。

二、我是靠什么落实我的严格要求的：

1、我和学生人格上完全平等这一理念，使我具有极强的人格引领力量。我的人人平等的观念，我的上级、上级的上级、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大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有的是难受，有的是享受。像前些时来复评的白组长，在我20多岁时就称我“汪先生”、“汪老弟”，我也不客气地称他“老白同志”。那时他已经是襄樊市教委的副主任，主管全市八县、二小市的教学、招生考试工作。此外，我还有一个臭毛病：从不肯称呼学生家长的官衔——顶多在其姓氏前加个“老”：“老张”、“老李”、“老王”之类。这毛病的养成除了教育的神圣感作怪外，主要是由于我的人人平等观念。有什么样的老师，常常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我的学生22年来都在叫我“老汪”（当然大多是在背后叫）。他们在寝室接我电话时经常脱口就是“老汪你有么事？”前几天发地震，一个叫黎起的学生就大声叫我“老汪老汪，你看这儿裂了！”当然，那个学生看到我身边还有一个陶主任时红脸了，赶忙改口说：“汪老师你看这墙裂了！” 前两天外语老师告诉我，我班学生在英语墙报上全都称我“LAO WANG”。其实，我很受用这样的称呼。可以这样说，学生只要密切接触一个月，没有不叫我“老汪”的；他们说叫老汪亲切、符合他们和我的关系。

2、我对学生所有的要求、指导，都是经过我用生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原理给学生洗涮了多少回的。年轻时常泡书店、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这类书；在襄樊五中时还组织班主任老师给学生开设心理知识讲座；所以，我调来华师一时，在张校长、殷主任的支持下，和另外两位老师一起开过“心理与学法”课，《光明日报》头版上有过报道。我的这些努力，实际是试图建立一个“真理面前师生平等”的、民主型的班级教育管理模式。为此，我作了22年的努力。教育的质量要靠教育科学保证；而且，学生是热爱科学的，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以增强教师引导的力量。

3、我要求学生做到的事几乎都是我实地、实际体察出来的。譬如，上床就寝需要几分钟、集合跑步需要几分钟、洗衣需要多长时间、值周时扫地需要多长时间、干部同学检查用什么时间和方式、背书的技巧、草稿纸的用法、铅笔的削法，等等，我或是实地观察，或是实地体验，或是亲自示范，或是反复训练，直到全体学生认同我的要求为止。譬如，这学期刚晨跑时，学生听说15分钟内集合完毕硬说办不到。我就实地监控男生起床到集合的全过程，结果只用了11分钟，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有了实地观察，我再问15分内能否集合齐时，那回答真是又整齐又洪亮。个别学生的扶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学生说我最拿手的一招“解剖麻雀”：90届一个叫曹某某（现在人家是709所的业务骨干，不便点名），他早上集合总是迟到：经过观察，我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先穿运动鞋、后穿长裤，特别费劲费时；96级那个就寝动作最慢的冯浩然：经过观察，我发现他的问题出在用香皂反复洗脚上；现在05级的葛芳晟总是晚上床：经过观察，我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回寝室后的串门、闲聊上。

4、我有一个充满竞争机制、监督机制的学生干部管理体系在落实着我的要求。前面已述。

5、我特别重视学校方方面面的管理对我工作的支持作用。将学生置于全方位的监管之中，班主任可以省很多力气。关键是强化学生具有接受全方位监管的意识。班委会、团支部的干部就是专门收集来自各方面的考评意见并及时向我通报的，他们漏报、晚报都会受惩罚，直至撤职。当然，撤职之后他还可以当别的官，并不是“仕途”的终结。

6、能细致入微地关照到每一个孩子，是严师必备的功夫；也应该是我的教育功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自从进了华师一以后，我怕别人说我“阻碍学生自理能力的发展”、“妇人之仁”，也比较放手，不再做“老母鸡”（反正大多数学生家里有两只以上的‘老母鸡’”）。但搬进新校后，我又故态萌发，渐渐露出本来面目，像什么用私家车送学生进城参加英语竞赛、送海南的学生买被子、送学生去剃头、代取邮件、代取汇款、代买车票，等等；干得最多的就是送学生到陆军总医院看病。远道生还用“乒乓球运动协会顾问”这类我哄他们的办法哄着我周末下午4：30以后陪他们打乒乓球。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好事”让我这个所谓的严师的形象丰满起来。学生面对一位形象丰满的老师，再严格的要求他都会努力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