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航道上

——华师一附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连掠影

作者：邱方达

(开场白)

话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提起华师一附中文艺宣传队，在江城那是相当有名气，相当不简单。因为他们率先演出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全场，而且由该校自己号称单管制的乐队伴奏（听说还有总谱）。据业内人士称：演出还很可得。怪不得满城争说“娘子军”了！

华师一附中为了筹备《娘子军》的演出工作，特别挑选全校的精兵强将，组建了初中、高中各两个班、近三百人的文艺宣传连。（那时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校年级制改为连排制，年级主任当然就任连长）。

宣传连连长钱昌炎（语文教师，后提升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指导员刘友三（语文教研组长）副连长黄范畴（数学教研组长），“娘子军”教练江会生（体育教师，后调任江大体育系主任），艺术指导兼指挥邱方达（音乐教师），舞美汪厚铎（语文教师），舞台工作组杨裕生、侯忠仕、林厚安（物理教师），后勤郭景新（语文教师）；第二梯队（称“小班子”）指导教师杨德盛（乐队）凌崇孟（声乐）。还有不少科任老师，恕不一一赘述了。

这两百多号“英雄豪杰”，荟萃一堂，他们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那火红的青春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精彩活剧，且听我诿诿道来便了！

《掠影》拟分十个部分：

一、“二十八个半”的传说。

二、满怀激情庆“九大”。

三、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歌问世的故事。

四、沸腾的学农路上。

五、血泪斑斑的《一块银元》。

六、英雄的《红色娘子军》。

七、《火车向着韶山开》

八、敲锣打鼓迎外宾。

九、一张演出 总节目单。

十、从《挑水》到《到东湖去》。）

一、“二十八个半”的传说

介绍华师一附中文艺宣传连，就必然要从“二十八个半”谈起，因为它是宣传连的前身。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那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是初中和高中各班选送来的学生（初中人数要多一点，）全体人员也就是那么二三十来人，还包括艺术指导邱老师在内。他们以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的形式，在校内校外进行宣传演出。

当时的文艺宣传，顶讲究紧跟形势，配合中心，要做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紧跟”。因此宣传队就不得不经常创编一些新的文艺节目，以备各种演出的不时之需。

那时最流行的一种演出形式，就是《词表演》，比如《对口词》、《群口词》、《锣鼓词》和《枪杆诗》等。这种节目创编容易而且来得快，“战斗性”强。因为它句型长短不限，只要朗朗上口、押点韵就可以。有时报章上的重要文章还可以一字不改地照本宣科，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念出来就成，加上动作和队形，再把锣鼓敲打起来也就热闹“流”了。我们的群口词《干！干！干！》，就登上了《武昌文艺宣传》。

我们还根据有关通讯报导的材料，创编过继承革命传统的配乐小话剧《送灯》，（这是根据《长江日报》上一篇通讯创编的，发表在武昌区文艺宣传资料上）；器乐合奏《全训华之歌》（配乐朗诵）也是根据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烈士金训华的先进事迹创编而成。（该节目获全市器乐作品优秀创作奖和表演奖，还被特邀演出）。

在声乐方面我们经常谱写一些口号式的歌曲，如《满怀激情迎“九大”》、《元旦社论传四方》、《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党》，其它如语录歌曲那是要重点谱写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歌问世的故事》将另题报导）。有了歌曲垫底，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和歌舞等节目，也就应运而生了（当时编撰的文字资料，有一半出自指导员语文教师刘友三之手笔）。

新的文艺节目就这样日以继夜地、挖空心思地创作出来，这一些就够宣传队队员们“喝一壶”的了。因为华师一附中的学习质量，在全市全省中一直名列前茅，学生的学习负担都是很重的，宣传队员们平时要上课，还要参加各科的课外活动，晚上还有晚自习。排节目当然只好在晚上进行，排练到半夜三更是“家常便饭”，排练的空隙还有不少人在赶作业、复习功课哩。

宣传队由于人少任务重，每个队员至少也身兼双职（演两个角色），乐队队员除开自己的节目外还得抽空上场帮帮场子，就连指导教师，也要粉墨登场，跑跑龙套。当时学校要求宣传队要做到学习革命两不误，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同学们也确实是这样身体力行，都能做到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特别是在下乡学农劳动的时候，宣传队真是经受了一次大考验。这些武汉伢们，不但要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帮他们做家务事，单拿挑水来说，就够头疼的了。（以后我们还就挑水这一题材，创编一个舞蹈节目——《挑水》，获市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和表演奖）。

学农期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赶排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如突击编演了小歌剧《一块银元》（以后专题报导），学演了舞蹈《车水忙》，还编排了表演唱《想起往日苦》、《谁养活谁》和《不忘阶级苦》，歌中唱道：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晚上集中排练时，首先是各自争相交流挂“彩”的经历：有的腰酸、有的背疼、不少人肩膀踵了、有的脚趾碰伤了、有的手磨破了皮、、、、不一而足。但是排练总是在认真进行。还要经常摸黑走好几里山路，深入到各小队为贫下中农慰问演出。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应该说还是很艰苦的，我的战友们很多才刚刚跨进少年时代，但都能自得其乐，他们说郭建光带领十八个伤病员，像十八颗青松挺立在沙家浜，我们这二十八颗青松（全队二十八个队员），一样能战天斗地，奋战在农村。恰好高中队员学了联共（布）党史，也就大言不惭地以我们也是最革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诩。（宣传队刚好是二十八个演员，艺术指导有时也上场，那就算半个演员吧，这不就是二十八个半吗！）如是，“二十八个半”就这样不胫而走地传了下来。虽说是“二十八个半”，实际上前前后后包括了三十多人。因为有的同学参军走了，转学走了，随家长的工作调动走了等诸多原因，应该有时可能二十九个半，有时又是三十多个半。总之，他们都是“德艺双馨”的宣传队员，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半”名单及现状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江（九洲电脑城经理）

马 军（武汉锦江饭店总经理）

尤五力（湖北外语学院副教授）

刘 翼（中南财大新闻学院办公室主任）

刘苏邮（出版社编辑）

付秋生（湖南岳阳石化集团职员）

白力群（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党办主任）

宁素莹（中南财大教授）

朱 烈（华中师大会计主任）

朱贤珍 （未联系到）

乔春生（3303学校书记兼校长）

肖小勤（省楚剧院首席二胡）

杜远兰（省盐业公司干部）

李志华（洪山区财政局职员）

吕建华（省科普旅行社总经理）

吕值友（武汉市广电局局长）

张 红（体育舞蹈国家级裁判和教练）

周向丽（武昌法院法官）

林先斌（大兴农贸市场总支书记）

张汉莲（自由职业者）

张明天（中国电讯市场部总经理）

杨度萍（旅居美国）

张雨生（出版经营工作者）

罗桃珍（该校接待中心主任）

金福元（自由职业者）

柳 宁（自由职业者）

钱 俊（自由职业者）

高光辉（省电力设计院勘探大队干部）

胡泉源（省盐业公司副总经理）

胡晋选（鄂州钢厂职员）

高湘赣（省电视台国家一级编导）

夏云珍（3303学校高级教师）

徐建发（华科大附中高级教师）

曹俊娜（161医院内科主任）

黄 明（省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书记兼副院长）

彭大平（华科大附中高级教师）

熊小巧（资深业余舞蹈教练）

上述同志中，仅有一位朱贤珍同学“不知所终”，只知道她是随她在省监察院工作的家长调动工作而离开宣传队的。估计她也早已年过半百了，想必事业有成，儿孙满堂。我们“二十八个半”都非常想念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遥祝我们的战友好人一生平安。

二、满怀激情庆“九大”

学校文艺宣传队成立不久，适逢“九大”即将召开。宣传队首先是广播宣传，在学校广播站，队员罗桃珍和黄明，几天来喉咙都喊“嘶了”，（黄明那时还是初一的小男伢）。接着，参加校外游行庆祝是必不可少的，主要的任务还是要上街宣传演出。当时区里分配给我校的演出地点，是在彭刘杨路这条街上（这条路那时还是条小街，不是现在的大马路）。这种街头演出的场面，使初创的宣传队（上台还怕“丑”的毛孩子们），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洗礼。

由于演出场地都是平地（个别地方才搭有一个“草台”），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几乎是面对面地演出。四面八方都是观众，而且还有不少人在楼上“指手划脚”。行家们知道，表演离观众越近越容易紧张，手脚放不开，甚至台词也说不清爽。

一般来说，看演出都是从正面看，若从两侧看，从后面看，特别是从这些方面的高处看，那就是“乱糟糟”的，破绽百出。大家不相信，可从楼上看学生的课间操，你就知道“厉害”了。这种类型的演出对排练者和演出者要求特高：站位要准确，队形要整齐，表情要讲究，才能达到“围观”的效果。 说来也奇怪，有些观众还喜欢看后台。因此，后台也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才能对得起观众。总之，华师一附中文艺宣传队的“招牌”，就是这样从“百万大军”中“奋战”出来的。

街头演出的安排，白天、晚上都有。每次演出都得自行前往，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锣鼓和口号声中前进。行进时，以毛主席像、校旗、彩旗为前导，接着就是四块近五米长的横式大标语牌（这都由其他班级同学组成），随后就是锣鼓队和演出队伍。到了指定场地，大标语牌朝四周一摆，彩旗簇拥着毛主席像，就成了天幕和背景，一番敲锣打鼓后，行人自动围了上来，演出就可以“架势”了（“开始”的土话）。

提起敲锣打鼓，这四大件（鼓、大锣、小锣和钹）就大有“文章”了。我们可不是那种“抢抢七抢七”的队伍，我们宣传队的锣鼓可是够“专业”的，它以京剧的锣鼓经为主体，穿插一些民间锣鼓的程式，有时还加上了吹打的套路。什么［冲头］、［急急风］，什么［长锤］、［闪锤］、［乱锤］，什么［马腿］、［七字锣］，再加上“来梭来梭米来多来、仓冬仓乙冬仓……”。演出前的这一通锣鼓，俗称“闹台”，这“闹台”是否“俏皮”，它说明演出单位的“水有多深”。 我们的“闹台”，确实给我们的演出招睐了不少观众。在那时候，搞打击乐器的是几位初一年级的小屁伢，确实也够辛苦的了，经常手磨破了皮，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黄明（钹）、高湘干（锣）、金福元（小锣）。

文艺宣传队演出时，乐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们全队也不过二十来人，所以专职的乐队队员，从未超出过十人。乐器除有一两把小提琴和一架手风琴外，其它全部是民乐，而且建制也不全。但演出时，乐队的效果还不错。听起来很有“厚度”、很和谐，因为我们从不搞“大齐奏”，每首乐曲都进行简单的配器，特别注意加强次中音和上低音。如扬琴的竹法，突出演奏和弦，手风琴也是用和弦拉长音，有时还使用左手的基础低音。

打击乐是整个乐队的灵魂，我们的鼓手身兼七职（首先是指挥，还分别操作大鼓、堂鼓、吊钹、梆子、木鱼和三角铃），吊钹吊在大鼓的左上方，堂鼓放在大鼓的右侧，梆子和大中小三个木鱼用一个丁字架，装在大鼓前方，三角铃也掛在上面。这样，鼓手就可以一人操作自由了。

在赴街头演出的来往路程中，乐器原则上由乐手自己携带，但乐器中有两大件——丁字鼓和雷胡，都是大家抢着扛的。因为丁字鼓（呈丁字形的园形大鼓）其直径将近80公分，雷胡则是一把代替低音提琴的超级大二胡（系我们管校工厂——七四三五工厂文艺宣传队所赠），六方形的琴筒，直径近60公分，琴筒面上贴三夹板（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蛇皮），用牛筋作弦，放在地上有一人高，约十多斤重，发声低沉洪大故名雷胡。演奏者为女队员张明天（她是本队的小编导），身体比较单薄，个头也不高，每次她都抢着扛这个雷胡，有人抢先扛走了，她还发脾气呢，像如此“拼命三郞”，我队确实大有人在。

“庆九大”的演出活动，我们还异想天开地跑到轮渡上去演。这确实是个好地方，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也不必跑来跑去地赶“场子”。只是“迎来送往”地演，观众不想看也得看，反正过江在船上也没事，有节目不看白不看。而且演出也没有任何干扰，效果极佳。只是随着船在江上飘流，半天下来，踏上汉阳门码头时，有些身体不太好的同学就有些“荤菜”了。

说来说去，庆“九大”到底演了些什么节目？这个问题真的不好答复。九大召开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了，我也到了七十八岁高龄，记忆力远不如从前。当年演的节目根本想不起来。就拿那二十八位战友来说，也都早已年过半百，记忆力也不会比我强到哪里去。不过，那时演出已成一定的程式，第一个节目肯定是点明主题的：歌颂毛主席的歌舞《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使用的是“二段体”的手法，即A+B+A。第一段是歌舞，曲调就是全国男女老幼都会唱的“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接着是一段主题鲜明的《群口词》，最后面把刚才的歌舞再来一遍，全体造型、亮相！这种节目要求能上场的都上，因为这次是庆“九大”，所以乐队的部分队员，如打击器的四大件，还有搞吹管的乐手都得上。（那时不流行二胡在台上站着拉，不然也该上场）。

乐队上场没有舞蹈服装，临时只得穿腰鼓服。这还是解放初期，一附中的前身——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打腰鼓上街庆祝游行时穿的黄色镶红边、头上扎头巾、腰扎红带的老式腰鼓服。学生嫌它丑，都不想穿，但是有关领导几个大帽子扣下来。还不是老老实实的穿着上场，后来习惯了，而且兄弟宣传队都彼此彼此，也就无所谓了。

第二个节目肯定是声乐节目，当时宣传队有三个女歌手——朱烈、马军、熊小巧。还有一个男生——刘苏邮(那时还未到歌手这一级别，直到后来才出台唱唱样板戏选段) 接下来就应该是舞蹈节目出场了。当时好像表演过由老三届同学那里学来的群舞《车水忙》，八个人在欢快的歌声中，赤脚踏着舞步，配合不同的队形，表达着“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呀么喜洋洋，喜洋洋！”的愉快劳动的心情。

还有一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群舞，这个舞蹈演出较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伴唱者出台演唱，站在“8”号位上，载歌载舞“一翻”（“一次”）。这种形式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歌伴舞”了。想不到几十年前我们就玩了一“盘”。

每次演出根据分配时间的长短而决定节目的“排阵”（上几个什么节目）。其中有个一节目，它不管安排时间的长短，每次都得安排它出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请看下回分解吧。

三、《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歌》问世的故事

1969年4月的某一天晚上，华师一附中全校师生员工以及教工家属近两千人，聚集在大操场上，怀着崇敬的心情，准备收听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特别是热烈欢呼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和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发表。

大操场南边的露天司令台，也布置一新，准备庆祝大会后，由校文艺宣传队作盛大演出。我们的节目，早已排练就序。唯有开幕大歌舞后的女声独唱《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歌》，还“八字没有一撇”。因为这个节目只有等毛主席最新指示广播后，我才能即兴谱曲，还要“立马”辅导独唱演员朱烈学唱，并由我拉手风琴赶着排练，因为当时用乐队伴奏根本不可能。

毛主席最新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采用进行曲风格谱写了一首独唱曲，因为语录只有三句话，我不得不重复了三次，还加上了咳嘿的襯词，才将曲子拉长了一些，有点像独唱节目了。

演出时，最后两句因为练唱时间过于仓促，朱烈把旋律忘记了，只好在台上“瞎唱”起来，我这个拉手风琴伴奏的，也只好跟着她“瞎拉一气”了。当然，观众并不知她在“瞎唱”，还以为歌曲是这样编写的，歌声没完，场内早已掌声四起了。我校军宣队丁指挥长是解放军营部宣传股长，平时最讲究“紧跟”。独唱节目刚完，他就到后台来找我，说这个节目真是“紧跟”的太紧了。后来，听说他还专程回营部“宣传”这个事情。 既然是毛主席最新指示语录歌，那就是每场演出的重点节目了。若有些场次不安排这个节目演出，在那个年代里，你就可能活的不耐烦了。

第二年，有同学告诉我，在乌鲁木齐也有人在唱我写的这首歌，她还说当时还很有点自豪感呢。 话说时间一下流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港台歌曲开始在国内流行，当时还没有出版这方面的歌本，我就凭录音带记词记谱，以学校的名义前后编辑出版了三集《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歌曲集，应该说是当年的最畅销书了（每天在校内销售八十多本）。内容都是当时找不到歌单的一些歌曲，如：《向日葵》、《卖汤圆》、《不老的爸爸》、《乡恋》等等。

后来又有学生告诉我，说他看到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地摊上，摆了这个歌本在卖。我也弄糊涂了，为什么我搞的东西总往新疆那边跑呢，真是天晓得。

说到《浪花里飞欢乐的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顺便说一说。由于当年是不允许宣传个人的，每首歌的落款，我只写方达记谱或方达记词谱，不敢加上邱“姓”，这样一来，就被有些“弱智者”误认为“方达记，谱”或“方达记，词谱”。因此就有人接二连三的来我校找“方达记”这个人要歌单。这当然都被学校门房“挡了驾”。有一次刚好被外语老师王辅仁碰上了（王系我校教师中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后来他加油加酱地告诉了我，弄得我也哭笑不得。

四、沸腾的学农路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每年要组织全体师生下乡学农一次，要求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在一个月以内。

我们学农基地在武昌郊区农村——金口。 学校去金口有一百多里路，学生去学农是以部队“拉练”的形式，徒步行军。全校师生近两千人，以连、排（年级、班）为单位，他们自带行李，以两路纵队、一字长蛇大阵摆开，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几乎要用半天的时间，才能抵达金口。

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二十多人自成一队，也是自带行李，但是还要携带演出服装、乐器（大型乐器如丁字鼓、雷胡和扬琴等，已由校车运往学农基地）。他们也排成两路纵队，不过他们现在还不能出发，他们要列队在学校门口，用锣鼓、歌声和口号为学农大军壮行，然后才尾随大部队出发。

大部队经过南站、武泰闸走出武昌城，来到近郊大马路上时，他们突发雄风，排着整齐的队伍，跑着整齐的步伐，在一二、一二的口令声中，齐声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像火山突然爆发，向前冲刺。那铿锵的口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行军途中的学农大军尚未回味过来时，他们已在数十公尺开外了。这支骄健的小分队，在猎猎队旗的前导下，在“向宣传队学习”、“向宣传队致敬”的欢呼声中，越过长长的学农队伍，在数百米前方，迅速摆下宣传鼓动站的架式，有条不紊地安排宣传活动内容：唱什么歌？用什么造型？用什么快板词？呼什么口号？配什么锣鼓等等。说时迟，那时快，刚刚安排妥当，学农大军的歌声，就已清晰可闻了。

这次他们都是高呼向宣传队学习、致敬的口号声通过宣传鼓动站的，有的还单独来向宣传队致意。我们也以“向学农大军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的口号回敬他们，双方和谐、激越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每次都要跑步前进，速度也是每分钟120拍的快步进行速，距离也有好几百米。当时宣传队里还有不少初中小同学，特别有两三个女孩子，身体特别单薄，我怕她们跑步时支撑不住，就暗地指派了几个男同学“特别关注”她们，若有“风吹草动”，立即将她们扶出队伍，宣传队仍按原队形原速度冲刺前进。可能是上帝在保佑我们吧，这种“险情”始终没有出现过。

看得出来，队员们个个都咬紧牙关，拼命坚持、再坚持！这样一群誓到长城的好汉子们，英勇的布尔什维克们。我爱他们，我会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直到永远！

五、血泪斑斑的《一块银元》

学校学农期间，宣传队要经常向贫下中农慰问演出，也要向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农师生进行宣传演出。为了紧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教育活动，我们赶排了一个音乐气氛较浓的小话剧《一块银元》。虽说是小话剧，实际上也要演一个钟头。

说起《一块银元》，这个话就长了。那还是在学农之前，学校开展下乡前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学校的几位领导，他们都是“南下的老干部”，在政治思想教育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当时，学校就特别安排全体宣传队员，到硚口五一俱乐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3506工厂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六场大型歌剧《一块银元》。这块内容长达两小时的《银元》，演出时全场动容，唏嘘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我就想到，这个庞然大物，我们“二十八个半”是演不起的，若是浓缩到一个小时，以话剧的形式出现，就适合我们宣传队的实际情况了。加之这块“银元”，剧情还有点传奇色彩，再加上一点音乐和舞蹈表演，估计会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我立即向军宣队请示，由他们出面搞来了剧本资料，这样一来，小话剧《一块银元》就顺利地出笼了。

当时，正好处在忆苦思甜教育活动高潮，武昌区文化馆得知我们排练《一块银元》的讯息后，馆长蔡转运（人称老蔡）就多次来校看排练。老蔡原是区团委的干部，我在区里搞群众文艺活动时，经常与他打交道，这次他来关注《一块银元》，也就顺理成章了。老蔡是工农干部出身，是做群众工作的行家理手，对戏剧表演并不精通，但他兴来之时，还经常下场给演员辅导示范，教同学们怎样去体现劳动人民的本色，应该用些什么“身段”，怎样“亮相”，说的津津有味。同学们都喜欢这个馆长，也亲切地叫他老蔡，说他平易近人，没有领导的“架子”。现在老蔡已“作古”多年，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一块银元》演遍武昌，誉满江南，真多亏他的宣传哩。

《一块银元》首演是在学校大操场的露天舞台上。当天上午，军宣队就要求全校师生员工（还有家属），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看这个戏。所以当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报出：今天献给大家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本队改编演出的忆苦思甜小话剧《一块银元》。幕后激越悲愤的音乐引出了主题歌：一块银元血泪斑斑，记下了穷人的仇和冤。歌声中，剧中主人公陈亮一身戎装，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正步上场，台下一片肃穆，气氛顿时凝固起来，“同志们，每当我向战友们讲述我苦难家史的时候，我总要提起这一块银元”（手握银元亮相）。我们宣传队上演的《一块银元》近六十场，就这样开始了它的演出生涯。

该剧小主人公陈亮，原由我队最小的一个男学生韩秋生扮演，但由于他是个圆脸的小孩，还有点偏胖，像那吃香喝辣长大的，不似穷苦人的小孩，所以不得不换上一个长相清秀而身体单薄的小女孩张汉莲来女扮男装了。小亮和他后来以身抵债的姐姐小玲（熊小巧扮演），以他们的身世和出色的演艺，确实赚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记得在农村演出时，贫下中农经常边看边流泪那是常事，但是，有一次坐后场一个角落的地富反坏们，也在那里偷偷流泪，有的同学就指给我看，而且还要下台去制止他们，不准他们流泪。真是管的也太宽了。

小亮的父亲、母亲，由乔春生、朱烈扮演，他们都是高中学生，从身材上就可以演大人。地下党员王大伯，自然是非刘苏邮莫属了。因为他也是高中生，还长得人模人样的，所以他总是扮演先进人物。农村土地主李三刀和他的帮凶，由身材瘦长的刘翼、金福元扮演，凭他的表演风度，成了我们宣传队反面人物的专业户。当然还有一些农民和坏人，除乐队以外，“二十八个半”都得上场。最后，所有“坏人”下场后，又得换上服装“冒充”好人，上场狠斗地主。

小话剧《一块银元》从上演到今天，已经三十七年了。原六场歌剧《一块银元》的作者，几经打听，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直到上个月，我的老朋友，原省美育研究会理事，省音协资深会员，武汉体院退休音乐副教授王朝相，因事到我办公室聊天时，才知道《一块银元》的原作者就是他。他当时在市爱武中学任音乐老师，根据长江日报的一篇报导创编而成的歌剧，由他们学校宣传队演出。我们在五一俱乐部看到的演出，就是他们的本子。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