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一附中政治选修课专题-------国际关系

第四章 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于１９７２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７０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喜之所在

以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1972 年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或可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之年。开始书写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７０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１９７２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件是１９７８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

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1972 年9 月 25 日，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与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手握在一起，新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正式开启。经过双方多次会谈，终于在 9 月 29 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时，尽管中国还处于“10 年浩劫”之中，但是在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对“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美好愿景深信不疑。就在中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当日，日本代首相三木武夫发表谈话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对日中关系，而且对亚洲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将做出贡献。”并说：“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必须记住，要对那不能简单地拭去的伤痕谦虚地进行反省，而且要自戒，向着日中永远和解前进”。日本自民党也发表声明认为“这个联合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大大地改变了历史潮流”。日本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中日《联合声明》。日本的各日中友好团体和其他组织分别发表声明、谈话和举行集会或酒会，欢迎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可以说中日友好的气氛弥漫了日本朝野。
《人民日报》于 9 月 30 日以“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两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相处，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瞻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决心同日本人民一道，为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共同奋斗”。中日友好的浪潮也同样开始席卷中国大地，“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一时间在各种传媒中广为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当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中日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友好交流。
政治上，1978 年 10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并与福田纠夫首相举行了会谈，同时还拜会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和日本 6 个在野党领导人。1979年 2 月，邓小平在访美回国途中再次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宴会欢迎并对邓小平访美成功表示祝贺；同年 4 月，邓颖超副委员长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日，会见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天皇；12 月，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中国访问，大平正芳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日两国国家领导人及高层互访更为频繁。
经济上，中日建交之时，中国尚处于“文革”时期，无论是对国内经济建设还是对国外经济交往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1974 年1月，中日间才签订《中日贸易协定》；4 月《中日航空协定》、11月《中日海运协定》分别在北京与东京签字。直到 1978 年 2 月，《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始在北京签字，但所谓“长期”也只是从 1978 年至 1985年而已。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是极其有限的。1979 年开始中日经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自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中经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到 2001 年底，日本对华投资企业达 22370 家，协议投资额 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 327 亿美元。松下、丰田、日产、东芝等日本著名大企业纷纷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1979 年日本开始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其它经济援助，截止 2003 年 3 月，中国接受日方的贷款累计总额达 28293 亿日元，成为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最大受援国。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的铁路、港口、发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援助则以粮食的增产、医疗、环保以及培养人才等基础生活为对象来实施的。这些经济活动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在贸易方面，1972 年中日建交时，双方贸易规模较小，自 80 年代开始，中日贸易额在不断扩大。1980 年日本自中国的输入额为 200.20 亿美元，1985 年为 422.51 亿美元，1989 年为 692.06 亿美元；日本向中国的输出额则分别为 181.12 亿美元、273.50 亿美元和 525.38 亿美元。经过 90 年代的不断增长，到 2003 年时，双方的贸易额已增长到1335 亿美元以上。从中国方面看，同年的出口总额为 4383.7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4128.4 亿美元，前者日本所占比重为 13.6%，仅次于美国的 21.1%和欧盟的 16.5%；后者日本则占 18.0%，高于欧盟的 12.9%和美国的 8.2%；[5]2004 年中日贸易额首次超过美日贸易，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06 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9.9%，高达 9922145 万美元，“有望连续第八年刷新历史纪录，极有可能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
文化上，1979 年 12 月，《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在北京签字。和经济交流一样，1979 年以前的文化交流也是极其有限的。仅以人员交流为例，1972年，只有 994 名中国人去日本，来华的日本人为8052 人。进入 80 年代与 90 年代后，中日人员往来开始明显增多。1980 年，赴日中国人为 8336 人，来华日本人为 71473 人；到 1997 年前者增为283467 人，后者增为 1040465 人，与 1972 年相比，前者增加了 284 倍，后者增加了 128 倍。而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人最多，1997 年为 22800多人，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 44.5%。2003 年更增为70814 人，占 64.7%。同年中日两国人员交流达到368 万人次。[3]除人员交流外，两国之间的其它文化交流也是不断增多。总之，中日建交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二节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忧之所在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问题。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日本执政党两党干事长时强调指出,发展中日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本文对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的由来,日本为何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加以分析,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日本错误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

一、中日“历史问题”的由来
（一）　历史认识问题

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 年,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由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军民伤亡3 500 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 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5 000 亿美元。战后,对于战争加害方日本,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把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并从“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的立场出发制定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自从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温家宝在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指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是要正确对待历史,这是中日世代友好的基石” 。
从日本方面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80 年代末,日本主流社会基本能够谨守“和平宪法”、《旧金山和约》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对侵略战争认罪、任罚、反省并道歉。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团体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致使日本社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日本政要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战争罪行与暴行等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
2001 年4 月3 日,日本文部省通过了右翼分子编写的2002 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推卸侵略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宣扬皇国史观等各种论调的集大成之作。新历史教科书歪曲九一八事变,认为事变并非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而仅仅是关东军单独行事;歪曲“满洲国”历史,说溥仪傀儡政权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得到人民的满意支持;彻底否认南京大屠杀,新教科书不再提日军屠杀30 万南京军民的数字,只笼统地说杀了一些人,或许多人,还说这一事件“疑点很多”;新教科书删去了慰安妇问题,七三一细菌部队和三光政策等暴行;新教科书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歪歪曲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认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战后才出现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新教科书还认为日本吞并朝鲜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稳定,是合法的,必要的。日前,日本文部省再次审定放行了日本右翼编纂的《新日本历史》,此版本在2001 年版基础上,更加淡化日本加害者形象,渲染其受害者意识,把中日历次战争的责任归结于中国方面。此外还增加了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 作为日本领土的内容。新历史教科书严重地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韩国掀起了批判的浪潮。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６０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３０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３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不提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１４名甲级战犯和１０００多名乙级、丙级战犯亡灵的场所。多少年来，日本极少数人总要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前后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争罪犯们招魂扬幡。他们这种公然为侵略罪行翻案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在这一问题上由日方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冲突，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小泉任首相后已经先后4 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重大倒退,它也导致了中日高层互访中断多年。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为宣扬为天皇献身的精神而建立的,它把阵亡的日本军人供奉其中,视其为国家的“英灵”,具有“国家宗祠”的性质。日本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统治者推行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战后,靖国神社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宗祠”的性质,但却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政治家的重要政治阵地。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能否正确对待日本那段历史。小泉曾于2001 年10 月访华,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表示:“我对因那场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然而,他在中国之行6 个月后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小泉首相的言行让人担心日本是否真正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　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５０年的殖民统治。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１９９６年５月５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于３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７０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　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２０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４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７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１９９７年５月６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５月７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对朝鲜、中国台湾等地的殖民统治进行否认甚至美化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治家;第二,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磨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

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因分析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倒退,严重地伤害了战争受害方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人民的感情,理所当然地遭到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何不能像德国那样,承认、认识自己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国人民赔礼道歉,反而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 这主要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第一,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在战争结束后得到彻底的清算。由于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共”的需要,认为日本是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惟一国家,因此,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东京审判时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表现出极大的宽容,除少数战犯得到惩治外,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却免于追究。至20 世纪50 年代初,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全部战犯陆续获释,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政府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一度出任日本首相。这些人对于日本国家决策,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美国不顾苏联等国和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反对,在审判中免除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使天皇制度在日本保留至今。“而天皇制度是日本近代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国家观念在国体上的根本凭借”
第二,日本战前“皇国史观”未得到彻底清除。“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理论是自明治时代而迄于今日日本政府及其官僚们一贯坚持不放的基本理念” 。受这样思想观念支配的一批政府部门、内阁官僚按照自己所一贯认同的思想观念看待历史,来向日本国民传输错误的历史观,并从整体上左右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政要中不乏公开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之人。
第三,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从物质层面上对日本不顾亚洲国家的猛烈批判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认识提供了支持。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后,欲发展为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大国主义思潮有了经济支撑,使一些人产生了“重振国威”、“重温旧梦”的思想,一些右翼分子甚至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总想歪曲历史,美化战争,推脱日本战争罪责。
第四,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有其存在的社会根源。在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右翼势力主要包括右翼团体、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学者。战后,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近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保革对立”为特征的“55 年体制”崩溃后,政界出现“保守化”趋向;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加快,与亚洲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加剧;不甚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战后新生代”走向社会后,对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缺乏控制力。在这一社会氛围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运动大为削弱,右翼势力变得有恃无恐。
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上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认识立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军国主义思想,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现实性威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五：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
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对于中国由于取得某种经济优势而超过日本的忧虑，因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爆发、其经济问题开始出现而增强了。”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则明显成为这些人的一块心病。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如石原慎太朗、中岛岭雄等人主张把中国分裂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内心世界造成打击和带来的恐惧、空虚是何等巨大！
战后，日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政治、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从而，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图谋“晋升”政治大国。其间，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给日本一些政治家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为使日本避免衰落，不成为第二个大不列颠，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迫切、甚至不惜伤害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意孤行地加快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脚步。
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日本的克星。如中国问题专家森和子同意某些美国专家的观点：“政治对抗”将增加。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宫本伸雄断言：“日本和中国在今后50-100年中不可能摆脱政治和战略的竞争关系。”东亚国家随着中国强大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个客观现实。例如，二战后日本一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甚至把东南亚看作自己的后院，但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却普遍出现向中国靠拢的趋势。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达成有关在2010年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协议。2003年,中国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这些举动，标志着中国向东南亚迈出了旨在建立信任的一大步，对日本造成强烈刺激。在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之后，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时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在（中日）两国，较年轻一代的兴起已抽走了推动发展‘日中友好’的劲头。结果，反日和反华情绪增长。在日本，这样的情绪已助长了民粹主义势力。”这篇社论进一步不安地展望说：“（中日）两国间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 equation）已随中国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发生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日中两国人民正站在一个可能危险的关头，在此关头情绪冲突如果失控，将导致双边关系一落千丈。”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第三节 中日两国应如何正确对待问题

一．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而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更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下述事实：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拉动下，两国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经济上已经步入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阶段，相互间的贸易多具有 “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尽管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结果是双赢，但我国的相对收益要大些；虽然未来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甚至会与日俱增，但相对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日本。如果中日关系出现的波动伤害了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害在双方，但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日本早已进入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因此相对而言，我方蒙受的损失要严重。此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日本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东亚惟一一个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果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东亚合作也难以得到真正推进。
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维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与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现今中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对日关系的处理本身具有容易引发中国国内矛盾与分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地理毗邻、历史多有恩怨、同为亚洲大国等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两国民众心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和问题的高发期，如果中日关系失去控制，相互攻讦、甚至敌视状态继续恶性发展，就容易由一个国际问题转化为一个国内问题，如引发国内对日态度的对立和分歧，引起民众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不满乃至对立，甚至存在诱致其他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鉴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容易影响国内的稳定发展，损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百年大业，虽然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相比，中日关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必须对这个次要的问题以重要问题加以看待。
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两国之间必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交恶，不仅会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损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此外，“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同时，周边国家也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在地区扮演积极角色。即使从纯博弈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也不宜扩展同日本的对立和对抗。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国家。在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重大变化情况下，即使中日之间必须发生对立和对抗，也是发生的时间越晚，越对我方有利。立足于长期维持中日之间和平友好状态，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一个时期依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就越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中国的大战略考虑：避免中日对抗，积极争取日本

日美同盟从来都是中国最担心的战略挑战。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国就认为美国为对付中国，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毛泽东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国。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经济现代化、在地区与国际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极大影响。这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实，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对付日美同盟问题是中国面对的对外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单极世界，日美同盟关系是这个单极世界的一根最关键支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对外问题，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对华政策将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美在对待中国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
为了避免中日对抗，美国从中渔利，也为了建立相对良性互动的亚太地区中日美三边关系，中国应该在战略上努力争取日本，推动中日关系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思考与面对以下四个大问题：

第一， 如何认识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当然要警惕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这不是过度反应，而是日本右倾的现实迫使中国作出的正当反应。日本具有一夜之间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反恐战争后，日本国内立法已经赋予自卫队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外的权限。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国对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中寻求更大的角色的深刻担心。如果“正常国家”的指标是变成一个重新武装的军事大国，且可能导致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冲突，特别是日本能够在今后的台湾海峡与南海问题上进行干预，这样的“正常国家”将是中国的恶梦。不过，如果一个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摆脱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变成亚洲的一部分，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上加强与中国的协调，起到建设性的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并显示出它是与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长期友好共存、而不是与中国为敌（包括假想敌与潜在敌人）的态势，那么，中国应谨慎地欢迎这样的“正常国家”。

第二， 如何让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推动力量。为增强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已经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中国加入WTO后，日本服务业也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在战略上有所紧张的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在深化。中日经济关系的开展应该越来越多地在业已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进行，这样有利于把两国关系纳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让两国更多地为共同的“东亚”地区而合作。日本的经济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 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应该面对现实，努力重新融入东亚，在东亚经济重建中决定其21世纪的真正大国地位。这一点，中国应该令人信服地传达给日本。

第三， 如何加强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要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装与修改和平宪法，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民主机制是否具有这样的约束力，取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人民是决定日本是否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努力建立两国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友好关系。

第四， 如何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相对良性互动。以合作与斗争并重争取中美关系回到交流（所谓互相“接触”）的轨道。在日美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日关系也势必将紧张。改善中美关系当然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等边化与良性互动化。

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三．国家利益所在决定了我对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为出发点，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要充分认识中国日益强大对国际关系格局和周边国家心理状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学习和习惯做一个正在成长和壮大中的国家，正确、妥善对待相关国家的各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扬我行我素精神，表现出泱泱大国应有的从容与大度。对外部杂音过于敏感，甚至一触即跳，往往会分散精力，甚至导致发展方向的迷失。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允许日本对中国的强势发展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
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都进入国家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中国正在由地区性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日本则正在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如双方都真正想达到各自的战略目标，彼此之间又存在在互博弈中将各自利益最大化，甚至双赢的可能性，因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由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周边环境，都必须保持和平发展的心态，都必须在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肩负责任。总之，在达成各自战略目标方面，双方关系尤其具有“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性质。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历史,用那种奋起救亡图存的精神,教育和激励我们的下一代,牢记历史,振兴中华,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同时,要引导国民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日本的错误做法,用更适合的方式把中日之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解决好。最重要的是从我做起,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四．　２１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展望２１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２１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９７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