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择人生道路

我前半生经历了三次选择，第一次是考大学，第二次是大学毕业之后，走哪一条路，第三次是出国之后，为什么回来。

我先说考大学，这篇文章（《正确选择志愿，使我学习得好》）于1953年刊印在《中国青年报》上。他们的记者来采访我，因为第二年就又要高考了，我是1952年考进的中国地质学院。他的主题就是选择志愿的问题，问我的问题是你这个分数当初是可以进清华的分数，为什么你第一志愿填的地质学院。我高中在上海育才中学读书，是免费的全国重点中学啊，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也经常讨论。当时热门的是清华、交大电机机械。但我们寝室的同学都达成一个统一意见：既然是国家需要，我们就找最艰苦的专业去报。我们三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报的水利，我报的地质，还有一个报的考古，考古的那个后来也没考，因为学校要他留下来做辅导员。

这个选择，我到现在也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基本胜局已定，三八线已经基本固定，美军的败局已定，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头的第一年，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国各方面急需建设，最主要的就是钢铁、煤炭，就是要找矿。

当时有部电影——《深山探访》，白云围绕的祁连山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投身在这个职业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辈子选择对了，不是为了将来的出路或者其他的什么目的，当时我们所谓的叫理想主义的一代，选择的就是祖国需要的，越艰苦越好。

以上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第二次选择呢？毕业之后，中国第一次招研究生，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称之为坐冷板凳的时期，标志是什么呢？从教学来说，大概是从一九五六年毕业，直到一九七八年升的讲师，也就是说有二十二年的助教，我是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做研究生的时候也要做些教师的工作，其中呢，有十七年受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影响，教学和科研从一九六三年到七八年，基本上是没有成果。老师们看这张表就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一九六二、六三年，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研究毕业论文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十几年的空白，然后七八年，就是改革开放的正式开始的第一年，这才又重新开始有科研成果。

也就是说，这当中有十七年，我就是坐冷板凳的时期，这个形势是什么形势呢，也就是政治运动为主，在这些运动当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他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不正常的，被不正常的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教学和搞科研的就有三个选择：一是跟着四人帮去停课闹革命；第二个选择就是做逍遥派，不上课，可以不在学校里待着，在家里待一年，年底再去领工资。第三个选择就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包括我在内，自称为坐冷板凳的人，虽然没有教学和科研任务，也没有经费，但是我们还是能教书的就教一点书，能做科研就自己掏钱搞一点科研，这样坚持了大概十年的样子。

这是需要坚持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需要坚持，为什么我们当时选择这么一条路呢？就是一个想法，这个做人要有底线。还有个底线就是，你既然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你的本职就是在高校里搞教学和科研，这个跟有钱没钱无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且我们坚信，中国总有一天还要搞建设，我们这些事情不会白干，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

做科研没有经费的，没经费怎么办呢？就自己掏钱。钱也不多，当时也就是六十七块钱的工资，我给家里汇二十几块钱，北京四十五块钱的一个月，我们再掏点钱出来，在这里头花钱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比如说你做照相，照相我们可以照到什么程度呢，年纪大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印象，柯达胶卷或者是风云胶卷，胶卷正规可以照三十五张，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照三十七张。一张胶卷照两页书，照完之后，可以用学校里的那种看CT片的可以放大的仪器看，我们缩小之后再放大的文字，我们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一张胶卷可以照四页，就一张胶卷照两次，半张胶卷拍摄一次。就是完全靠自己经验来转动，转动的角度在第一张的时候要小，在最后第三十七张的时候转动角度要大，完全靠经验做出来，这样我们一张胶卷可以照到144页，就这样来节约经费搞科学研究，这是我举的例子。

终于到一九七八年，我们有了个大的转折。邓小平同志做了一个英明决策，高考！大家知道一九七八年是高考第二年，与此同时，还有个同样英明决策，就是大批的送人到西方去学习先进技术，这个转折基本上和高考同时发生。起因是在这半年之前，邓小平与卡特交换意见，提出来每年送一万学者到美国去进修，对方很欢迎。美方也有他的野心，他想培养亲美派，当然最后事与愿违了。对方提出来，你们不能派官员来，你们要派懂英文的人来，于是就有了突击考试英语的要求。在挑选了大学教师之后，英语过关就马上派出国。我当时正好就得到了这么个机会，当时接到通知正在野外带着学生踩点，通知马上回去参加英语考试，回家第二天就考了，考完居然就考上了，很快补习了一年英语，就出国了。这个呢，应该说是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交点。

这个应该感谢，或者说归功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件事情对我总结出这么一句话：“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十年，除了在五七干校呆了几年以外，剩下的将近十年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那单干，自己掏钱搞些科研，教学当然是无偿的，这样怎么看到隧道的末端有光亮呢？并不能想到什么，写了一些文章都压在那，没有出版社发表，自我欣赏，并不知道哪一天会有转折，但是有信心，这种情况一定会有变化。

这个信心是有的，那么我就为这做准备，然后那一天就到了，这就是机遇。这句英文就是“Opportunity only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其中the prepared mind很重要，我想我们搞学问、搞教育的人，有一点很重要：当你苦闷的时候，当你感觉好像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想着柳暗花明，终有一春，准备好，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能准备好。

第三次选择，就是回国前后。按时回国的人，当时是不多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吧。那时候中国工作不好找，因为当时两边的国情相差太大，因此留在国外的人相当的多。但是我为什么回来？回来以后，地质大学在北京，为留守处，身份为准大学，武汉是大学所在地，这两个是通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个校区工作，都还可以回北京呆着，我们的户口到现在还是北京。然后为什么我不在北京呆着，回到武汉，这个起因是什么？这又是我的一次选择，这个选择的原因是，在国外的两年，我们这批留美的都有那个感觉，比如说文化的震撼，这个文化的震撼在多方面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冲击震撼，还有就是我们多年被迫的闭关锁国后突然感觉科学技术豁然开朗。我当时对于后面的那个震撼，真是感觉非常触目惊心，就是我们这个“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国内学了那么多年，我是搞古生物的，学的东西基本上二十世纪中叶的，甚至与更早的经典的古生物学没有多少区别。基本上学的东西，就像是植物学、动物学、人物学等，基本上保持如此，工作方法也就是在野外采集，回来鉴定，鉴定出名称之后，然后找分类，就如此了。这种经典的传统方式，在国外一看，他们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一个古生物学家可以为石油找矿服务、可以为恢复古代环境气候，可以帮助恢复生物多样性，甚至于生物的污染服务，跟地质学、跟其他学科结合的很紧，古生物学家的面很广。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内确实需要改变。当时国内传来的消息是，第五个或第六个五年计划快结束的时候，国家对古生物已经有新的要求，单纯的采集鉴定分类已经不适合当时国内经济的需要。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到美国学了这么几年，要干什么，要走什么路，这就是当时我的一篇文章里的的想法，这篇文章《古生物学向何处去》实际意思就是说，我学到得东西，带回祖国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当时我从美国回来的思想动力。

跟我长期合作的一个美国的学校，他说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轮子，你会成为西西弗斯，西西佛斯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大天神，罚他推石头上山，推上山，一松手石头就滚下来，他就从山下再不断的推上去，再滚下来，再推上去，他说你很可能就成了这种人，弄不好，这个轮子滚下来，可能会把你压死，他就说的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东西没办法，总归要有人去推的，不推轮子永远上不了山，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那么为什么又到了武汉了呢，其实北京是一切现成，因为已经建了北京地质学院，是清华北大合并之后构成的，五二年开始到八零年，三十年样样东西都是现成的，武汉呢，我们的校区还没有马路呢，还是土路，晚上还经常有盗贼出没。我到了北京以后，在校内和校外都讲了一些我的想法，我觉得，北京的老先生们不完全接受我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不如在这里白手起家，武汉本来就是派我出去的地方，我也应该还这个恩情，所以我就自愿的选择了武汉，这是第三次选择。

那么我想总结前半生，我做了这么三次选择，我总的归纳几句话，我觉得第一个我不后悔，无怨无悔；第二个，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选择功利的目的，出发点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尽管做的艰苦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如果时光倒流，这个路还是应该这么选。实现理想，必须要做出选择，人生是一条多歧路，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在做出选择。要在做事治学上有所成就，必须在多次的选择中，沿着确定的目标，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不为其它歧路所吸引，这是不容易的，需要选择，需要割舍。我觉得我的前半生，不光是这三次选择，还有很多小的选择，到底这样还是那样更好，因为不断的有一些东西似乎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你想要的坚定走下去的路有时候不是很明朗，甚至是有一点渺茫的，就是有点山穷水尽的劲头了，你最需要勇敢的走下去，不去选择那个有诱惑力的，而是去选择那个看起来很艰苦的这条路，我自己感觉前半生很多地方都是走的这个艰难的路。我很庆幸自己，在小的事情上可能有错误，也会不断的犯，但是在大的选择上，没有这种错误，但是这个需要割舍。要治学，就要舍得金钱，耐住清贫，舍得功名，耐住寂寞，舍得玩乐，耐的了冷板凳。

二、创建学科团队

我的前半生，主要就是这三次选择，接下来我来讲下后半生的事情。

后半生呢， 回国以后就是有个很大的优越条件，就是大家都看到，国家对归国的留学人员都是另眼相看，很多地方都比较重视想法和做法，这就给了我们施展才能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回国之后的四十年，主要就是开拓一个新的学科的一个过程，来完成一个我在美国的夙愿，就是我要把先进的国外的科研技术带回来，并且创建一个中国特色的自己的学科，这就是我后半生干的事情。

我主要干的事情，就是创建学科团队，现在我这个团队——地史古生物团队，这是国家级的教学团队。地史，就是地球的历史，古生物就讲的研究古代生物演化的历史，地球和生物的演化历史这是合并成一的学科团队，现在这个团队是国家的团队，也是“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我们教的几门课都是国家精品课，在科研方面也是相当不错的，两次入选国家创新研究群体，这个创新研究群体称号是六年一选，要再干得好，才能再次入选。我们得过两次。我们前后培养了5个国家杰出青年，并且以这个团队为基础，建成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了从传统经典的古生物学、发展到后来生物地质学、再发展到现在地球生物学，学科不断的拓宽和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总结，可以用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来代表。我先后拿过四个，其中两个我是第一牵头，第三个是我以前一个学生牵头的。每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实际上他的研究内容就是代表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古生物学这个阶段我们拿到的奖，在做这个奖的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又发芽又去做了第二个有跨越的事情，就是生物地质学，同时我们又再发展了一次，地球生物学，大前年也得了一个奖，实际上这三个奖就代表了我们学科三个发展阶段。

我先说说我们的第一个奖——古生物学奖怎么得的：这两张图展示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项目所在的地方——浙江长兴煤山，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自然一级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已经是个旅游胜地了。这里有个碑，是我们立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获得了一个全球性的领先成果，叫做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成型，简称叫金钉子，这个碑就是金钉子碑。这些事情说明经过很多的努力，也加上机遇，我们终于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有些阻力，当时以美国为首、德国为次的有些抵制中国这方面发展的力量，抵制有理由的，理由就是这个成果是位于军事区里头，必须取得国家的证明，证明这个地方是允许世界各地地质工作者凭签证能自由进入来进行研究，否则不能成为全球的标准，就为这一点，我们在国际上和国内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大概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争取到这个地区的开放，然后通过四轮投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单位，有法定效力组织投票，最终确认，最后通过。

我再简单说说第二个和第三个奖。这个就是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全面的结合，也就是古生物学用到地质学的各个方面去，这个学科的开拓就是生物地质学，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做了几本书，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这本书，在牛津大学英文出版，也有中文版，到现在还在售卖，有再版。这些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学科新的领域，古生物可以为古代的地理、古代的矿产怎么成矿等等进行服务，就这么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呢，后来就得了第二个奖。在这个同时，我们一边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一边再扩展，因为世界上已经在开展了，这已经是20世纪最后十年，就是一九九零年以后，国际上才出现，我们基本上同时，他们搞了，我们也搞了，这个又是一步扩展，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我们也写过一篇文章，准备来做，第一人就是最后得奖的第一人，我是作为通讯助手，我们这门学科的范围，是和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是并列的，更大更扩展的一门学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把最后这一门学科往国际前沿来推，包括一些基础研究，包括科学院和基金委委托我们写的战略研究，系列的地球生物学的国际会议，还有与国家需求结合的国家级项目。为什么我把这个提出来呢，因为过去古生物学很难拿到国际项目，大家觉得你在象牙塔里头，用不上，我们走到这一步，大家就觉得用得上。比如说鲁巷现在挖下去三十几米，就要研究地球深部的生物，这个和地表生物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弄的地球生物学，在各种环境下都会有哪些生物，对环境有哪些变化，为国家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能够承担一些国家的项目，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很容易的，相当的艰苦。

这里头呢，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岷山工作，4000米海拔（我最高到过6100），这个四千米的海拔呢，山非常的陡，从这个山顶上滚下来了，这个山大概45度的坡度，所以这个右腿就整个粉碎性骨折了，现在外面看着还可以，但是走路多了就不行，因为里面膝盖骨已经有五分之二都没有了，后来，他们以为我出不了野外，85年摔伤，医好之后，又跑了有20年的野外，现在不跑了也跑不动了。所以总的来说，我归结为一句话，不取真经非好汉，历尽牺牲终不悔，千番觅得夜阑珊，“为伊消得人憔悴”。

那我们拿了这么几个奖，一个学科团队，连得了四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不多的，只有少数几个，但是我们都有体会，这些奖，并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应该说，当时是没有什么经费保证的，这个大量的经费是做出来以后，引起了重视而获得的，而不是在之前。我们大约经历了二十年的经费拮据状态，那是什么东西支持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奋斗凝聚人心，目标造就团队，大家感觉这个事情值得做，做的事我们这一辈子也不白活了，为国家也干了点事，没有钱我也干，来做这个事情。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觉得这句话最好改成另外一句话，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办事业、办教育的最基本要求。很高兴，温家宝总理，我们的校友，我们建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后，他也专门来看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三、欲治学必先做人

为什么治学必须先做人呢？我们治的是自然科学，它是没有方向性的，它是个力量，靠人文来指方向，在中国，讲“士”，就是古代知识分子，格物致知，是自然科学。格物致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用人文来指导，我们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单纯的科学发现，他既有正面作用，有时候也带有一些反面的作用，正负面都有。比如火药这些例子，它的正负价值，取决于掌握它的人是什么人，使用它的目的，所以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人文精神才是掌剑的人。因此，尤其是搞自然科学要把做人问题先解决，人才人才，人在前面，才在后面，先是人，后面才是才。我想着重说人文方面或者是做人方面的三点要求，不一定全面，但是我想给大家讲讲。

第一，也就是我之前说的选择，一定要选择正确的事业和理想，很多人都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句，我觉得马克思这句话不比那句差，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马克思最后能成为马克思的原因，他选择事业，不是功利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选择了以后，很重要的就是忠诚的守护住他，守护住理想，非常重要。你看历代的优秀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着于理想，尽管人从年轻进入社会以后，在复杂的关系中，棱角一般都慢慢磨圆，但是，有理想和没有理想，在一点上是不同的，就是有底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外面可以是圆的，但里面一定是方的，如果没有了方的硬家伙在那，那就是变形虫了，那是低等动物。理想就是规矩，这就是我们内心的精神支撑，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怎么忠诚的守护住初心，用一生来作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用几句话来说，修身报国吾辈志，创新求实人生路，问道务须争朝夕，科学的前沿，必须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争分夺秒，治学切忌急功力。

第二点，是坚持，要做好长期的选择和舍弃的思想准备，赏心悦目尽一二，不如意事常八九，实际上人生都是这样的，我曾经做过两届校长，一开始我祝愿毕业学生家庭美好，事业成功，财源兴旺，身体健康，后来到第三年我就不说了，这个骗他们干什么呢，现实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样样都好，实际上我们也听到一些同事怨天尤人，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怪来怪去，你自己的过往，你当初追求的什么，你当初选择的什么，往往冷静反思一下，种瓜为什么得的是瓜，因为你当初选择的就是瓜，你理论上说要怎么怎么样，实际心想的也还是那个瓜，最后也就得到那个东西。当然，我这个也不全面，但是老天给人的经历，有个别是特别幸福，也有特别不幸福的，单大体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平均的东西，所以你只种了瓜，还想得鱼、得熊掌，我看这个要求太高了，就是自己找的，所以奋斗就包含着你的选择和舍弃，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只有锲而不舍的为理想而奋斗，才能有所成就。

第三就是正气，这些话上课的时候老师都对同学们说过，但是我非常清楚，现在的人谁能够毫无愧色的大声的说这样的话，虽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有一条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要求，尤其是为人师表，那就是做一个正直的努力的人，有一个正直而努力的人生。这个很多普通人，不见经传的，甚至官也没做多大，甚至也不是官，他可能就是有正直、努力的人生，我看到很多在报纸登的这些在突发事件出来的时候，做了非常英雄的事情，然后又隐姓埋名的，就像我们现在国家表扬的很多，他们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让他出来，他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么？一个托儿所的老师，一个老兵，等等，但是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没有事情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实际上这些普通人，才是我们国家三十年、四十年，突飞猛进，超越所有国家的力量所在。人家在度假，我们在加班，外国人关门了休息了，我们还在办，不就是这么办出来的么，这就是正直的、努力的人生，所以我们有教养的社会和人群，是不应该以功名富贵论成败，也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哪怕是很普通的人。人家可能说你现在已经当了院士了，不是，我坐过冷板凳，我也知道，当我在那个很低的位置上的时候，应该这样对待自己，就是说正直的努力的一辈子，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让江山来作证。所以，自古仕子重骨气，富贵贫贱皆不移。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廷把林则徐充军到新疆去，当时的福建巡抚邓廷桢感慨道：你何苦来啊，林则徐就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避趋之”，而这句话正是我们应提倡的。我们十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弘扬爱国主义，我想这个和正气是一回事。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感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