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湖北省军区、湖北省体委和湖北省教育厅在我校附设滑翔班，在全省招收滑翔班学员，1965年改为湖北省青少年业余滑翔学校，为空军输送了大批后备力量。值全国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校首届滑翔班校友姚叶运向母校所有老师献上祝福！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同时他还给母校传来怀念恩师的文章，表达了对恩师张硕才老师深深的怀念与敬意。

忆52年前首期滑翔班班主任张硕才老师

姚叶运（1962级首届滑翔班校友）

1961年冬，我在武汉六中初三上学期未考试前看到学校招收空军飞行员的通知，那时我刚过15岁。男孩子嘛，谁没有一个飞行梦呀，于是邀上强汉光等同学报了名，到黄浦路兵站时，看到黑压压数千人参加体检，大约是全市没戴眼镜的初三学生全都来了。每天按体检科目“过关”，到吃饭时就发现食堂里的人迅速地减少，第三天剩下不足两百人了。1962年接到通知，让我们2月份开学到位居武昌大东门千家街的华师一附中滑翔班报到。记得是拿着通知先向家长说明，得到同意后再要了三角钱车费，问了个大概方向就一个人扛着行李上路了。那时的市内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也没有的士，更没有网络导航系统，反正“鼻子下面就是路”，花八分钱坐车到粤汉码头，再花三分钱坐过江轮渡到武昌中华路上岸，然后一路走一路问，找到了那时在武汉还不太出名的华师一附中。

华师一附中首期滑翔班共有75人，都是按空军飞行学员招飞标准，身体条件、家庭及个人政治审查达到空军规定后入校的。记得还为我们在教学大楼的物理实验室专门办了一个隆重的开学式，那天到会的首长真不少，光穿将军制服的就有三、四个，有武汉军区、武汉空军和湖北军区的，足见对我们的重视啊。

滑翔班学员与其他班级学生一样学习初三下学期的文化课程，因当时我们来自许多学校，上外语课时就按原来学的俄语、英语分开上课。

我们滑翔班班主任是张硕才老师，印像中张老师个子挺高的，至少1米75，典型的国字脸，戴一副黑架眼镜，永远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色呢子中山装，配上他乌黑整洁的“西装头”，是那个时期典型的学者范儿。记得开学第一堂课，张老师站在黑板前自我介绍，用粉笔在黑板上“张硕才”三个大字，大约是“硕”字写得稍草一点儿，不知是谁念成了“张砍才”，惹得大家笑出了声。他回过身用手指着“硕”字说：“是丰硕的硕！”由于是第一天初次见面，不摸老师“水性”，大家自然不敢再笑了，不过后来不知是哪个坏小子给张老师起了个外号，调皮的学生背地里说起他时，就说“樵夫”怎么怎么的。

张老师是教我们数学的，也是华师一附中当时顶尖的数学老师。由于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各校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上课时自然给老师带来教学难度，每逢有人不懂时，张老师就不厌其烦地讲解。记得在学习解二元二次方程时，有些同学作业老是出错，张老师他一方面在课堂上讲解解题的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还从最基础的7个乘法公式讲起，再结合作业题去讲解一些解体技巧，另一方面让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晚自习时帮助较差的同学，使大家的水平较快地接近了。后来，张老师在我们上滑翔专业课时，他跟班听讲，发现我们在学航空基础知识时难度早已超过我们初三的教学大纲，例如在学飞机的升力原理要懂得“帕努里定理”，要了解飞行时飞机仰角（迎角）和升力的关系，还有飞机为什么能转弯，转弯时飞机为什么机翼会一边低一边高，等等。老实说，以我们当时的水平不可能完全听懂，有没有教材，全凭老师临时根据教学内容在黑板上画图解。教我们航空基础课的老师是省航空俱乐部的飞行教官，他上课时指着画在黑板上的机翼截面图、升力与阻力、重力示意图说：“给你们讲多了你们也不懂，这些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的知识，记得个大概就行了。”当时我们觉得反正也不会考这些，有些同学甚至连笔记也不记。没想到张老师特有心，他这个“旁听生”靠扎实的数学功底，把航空基础知识学明白了。一次我们学三元一次方程，他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个飞机飞行时的升力与阻力、重力示意图，把显示三种力不同方向的箭头用字母标出，再讲三种力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原因，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高中学立体几何时，有些同学对着平面图建立不起三维感，张老师把我们滑翔飞行训练时的矩形航线画了个三维图，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滑翔机从起飞爬升、经过四个转弯再到下滑着陆，一目了然，然后又从不同角度，分别在四个转弯的空中观察点画出滑翔机所在高度目视着陆T字布的视线，以及这条视线在地面的投影线，自然地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同学们这时都有过40小时飞行经历了，有些基础的空中观察经验，看到没有去孝感航空俱乐部的张老师竟然画出这么专业的航线示意图，又惊讶又佩服又亲切，学立体几何建立三维感的要点很容易就掌握了，还学会如何在解题时设立关键的辅助线。张老师给我们代课三个学期，就是这样费心思如何把我们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据我们后来在空军航校当飞行教官的同学回忆，他们在飞行教学中也碰到过一些空中观察意识较差，或掌握观察方法不当的学员，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招飞的学员，文化底子薄，他们就拿出张老师的“法宝”，帮那些学员克服理论学习难点，增强学习自信心和学习能力，提高了飞行综合心理素质，从而降低飞行技术淘汰率。

还有两点是我终身难忘的。我在六中读过，学习基础较好，又比较喜欢数学、几何、物理等课，在上张老师数学课时倒也不太吃力。但我有调皮学生的“通病”，那就是解题比较马虎，做完题懒得检查，因此大小测验、考试的分数从来没有超过93分，张老师知道我们那会儿心里的“小九九”：反正我们将来去空军开飞机，又不是考大学，能有90分就很不错了。一次测验后张老师拿着试卷对我说：“你看你这个问答题明明解题的思路和方法不错，计算步骤也对，怎么写到最后两步把这个幂指数丢了？答案不就错了嘛1”一下把我问了个大红脸，急忙翻出草稿纸查看，结果在草稿纸上有那个幂指数，往卷子上抄写时把那个该死的幂指数给抄漏了，又自信地没有做复算检查。当时心里想着快点儿交卷，好早些出教室去抢乒乓台子。后来在我退伍后当机械加工工人、当科技管理高级工程师的几十年里，对数字特别“敏感”，避免在看图纸或审核技术可行性报告时出现人为差错。

我从小对理科感兴趣，语文特别是作文一般，刚进滑翔班不久就为此与语文老师发生争执，认为将来开飞机和现在学好语文关系不大。有次张老师“抓住”我期中考试的一道错题对我说错在理解题意上了，还说就是因为我的语文课没认真学习。又针对我对语文学习目的的模糊认识，举了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的例子说明语言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在解题、实验中的重要性，还说将来学飞行，需要阅读大量的航空理论书籍，要写飞行训练日志和训练总结报告，语文底子差怎么行呢？他问我原来看过小说没有，喜欢看哪些书。我说在家时最喜欢看《西游记》、《三国演义》，还有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三部曲，还有《环球八十天》等等。张老师问我看不看得懂，见我点头他鼓励我说：“你又不笨嘛，看的小说比我都多。这是好事呀！”又说其实一本语文课本全部文章加起来也没有《三国演义》的十分之一，《三国演义》你都能看完，文言文应该也没有问题。至于作文就更简单了，可以想想你在看《环球八十天》的感觉，为什么你喜欢看，学学别人是如何写的。后来在初三毕业考试时，考题是《我的母校》，要求在一小时内写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分数为50分，占语文满分100分的50%（课本知识占50%）。那天的作文考试我写的是六中，因为我从1959年9月至1962年1月的初中有五个学期是在六中度过，熟悉那里古朴肃穆的校园，想念那些教过我的老师，喜欢它当时在武汉所有中学里最为著名的铜管乐队，特别怀念那些和我一起从小学考上六中的几个玩伴在“除四害”的日子里用弹弓打麻雀的辉煌战果，还有和我一起选调到滑翔班的强汉光，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母校华师一附中。那天我写得特别自信，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段一段不停地写着，收笔时没到一小时，还有时间数了一下文章共1274字，顺便检查了。成绩公布时这篇作文竟然得了50分满分！学校还把作文前三名的考卷张贴出来，让同学们挑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的错误。结果有如神助般地没有被挑出毛病。这件已过去50多年的事对我参军以后的各项工作影响极大，虽然我至今没有以文学为终生职业，但从此再也不怵写文章了，甚至作为国家科委选派专家把文章写到了联合国。回想起来，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在华师一滑翔班的数学老师张硕才！

张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启蒙老师，也是我一辈子做人的楷模。我们1962年初入校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那时不仅粮油和猪肉要定量，而且粮食定量很低，从毛主席到地方的政府机关、医院学校、以及工厂企业等所有文职人员一律按每人每月26斤发给粮票，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猪肉，不论你是在单位食堂还是在家吃饭，总量就这么多，而且必须要搭配杂粮。在缺少油水和蔬菜的年代，长期去食用粗糙的大麦粉、荞麦粉，甚至米糠、麦麸等食物做成的“蒸糕”、“米粑”真是难以下咽。而当时华师一的教工食堂、学生食堂每天至少有一餐杂粮作为主食，即使难得有一餐大米饭，也是“双蒸饭”：把蒸熟的饭里加水再蒸一遍，看着不少，却不经饿。我们滑翔班的学员由于是空军未来的飞行员，为保证我们的身体达标，由部队和地方政府给予补贴，不仅伙食标准高，而且有食品“特供”，是独立的食堂，没有杂粮，天天有肉，甚至早餐有大米粥加油条。当那炸油条的香味四溢校园时，简直太诱人了。记得那时滑翔班的张老师，还有个军区派来个姓周的上尉军官只是开饭时来我们小食堂转一转，检查伙食是否达标，或征求我们对伙食的意见后马上离开，却从来没有吃过一个白面馒头、一块肉，也没有喝过一口大米粥。有时有事开饭时到教工食堂找张老师，见到他吃着黑乎乎的“三合粉蒸糕”，有时甚至是盐水煮黑蚕豆当饭，菜汤里飘着几滴油星星。有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会严肃地说：“这是纪律。”在印象中，不仅张老师没有在我们食堂吃过一顿饭，连郎郡诗老校长等学校领导也从未在我们食堂吃过一顿饭。这种遵守纪律的品德，让我们极其钦佩。

张老师是个典型的“书生”，基本没啥体育特长，却特别支持我们参加学校的运动会，组织我们和外校的篮球队比赛。我们班长强汉光曾经是湖北青年篮球队的，球技一流，加上几个同学的配合，最后打遍武汉中学无敌手。每逢外校来华师一挑战，张老师常来助阵，双手交叉在胸前，头微微后仰，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我们赢了球，似乎也从未听见他叫好，倒是我们的校友们大呼小叫，特别是那些女同学叫得最及时，声音也最高。当我们班打败了全市华侨联队后，都知道华师一附中有个滑翔班的篮球厉害。张老师却偶尔在上课前提醒一句：“你们也别太得意了，技术是一方面，你们吃的比别人好，赢球是应该的。要注意打球归打球，可别受伤了。”

1963年6月，在我们即将离开滑翔班时进行最后一次综合体检，恰巧在期末考试前检查眼睛。为了查看眼底，我们都被点了莨菪眼药水扩大瞳孔，结果全班都变成“睁眼瞎”了，极其怕光，啥也看不清，没法复习了。张老师请示学校后，与其他课的老师沟通，干脆放了我们一马，白天休息，晚自习时给我们复习。现在看着我保存的成绩单，虽然大都是70分，甚至60来分，却由衷地感谢我们的张老师，还有那些带过其他课的老师们。

1965年5月在空军航校第一次放探亲假从长春回到武汉后，我约了朱际唐等几个同学来到母校华师一附中，想让您看看我们穿着飞行学员军装的样子，向您报告我们到部队锻炼成为真正军人的历程，想和您照一张合影，结果听说您已调走了。又过了许多年我已退伍回到武汉，再次打听您的消息，结果从已当了华师一附中副校长的万揆一老师那儿知道您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幸运的是，当年我们临离校参军前找张老师要了一张他的照片。52年后敬睹师容，真想再叫一声“张砍柴”：没有您当年的利斧细琢，我们可能就不会曾经是共和国的栋梁。

张老师，您的首期滑翔班的学生们永远怀念您！

    外一首：《浪淘沙·忆52年前滑翔班张硕才老师》

昔语似春风，拂人心动，今却飞绪锁眉峰。凝睹英姿老泪纵，遍寻昨梦。

滑翔翱苍穹，十少从戎，师尊奠基恩情重。他日天国促膝谈，笑看红尘。

附：校友简介

 姚叶运（1962级首届滑翔班校友）

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1963年8月被湖北省委选飞办选调为空军飞行学员，
    1968年12月退伍到武汉客车厂（其间曾任工人、宣传干事、工宣队员、知青带队干部）；
    1981年8月调入市科委系统（其间1985—1989年创建武汉发明协会，任常务干事、办公室秘书），1986年策划在武汉实施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担任开、闭幕式副总指挥、《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画册》责任编辑；
    1987—1989年兼任中国发明协会全国发明展览会顾问指导第三、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项目审核、评奖工作；
    1989年8月调入东湖开发区创业中心任企业发展部部长至1997年4月，期间帮助凯迪、凡谷、银泰、三特、海天等民营科技企业完成上市企业股份改制事宜；
    1993—1996年受原国家科委火炬办指派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组织的国际企业孵化器调研组，是UNDP和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OASW（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七国作者中唯一署名的中国专家（1997年4月该书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授权，由原国家科委火炬办出版发行中文版），并数次代表中国在UNDP组织的国际企业孵化器研讨会发言；
    1996年3—8月受原国家科委火炬办委托，筹备、举办中国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委员会第一次年会，并任《中国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委员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主编；
    1996—1997年原国家科委应火炬办之邀起草中国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八五计划”工作总结及“九五计划”草案；
    1997年5月应市科委之邀草拟武汉市属科研院所体制改革规划及实施方案，调入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
    1997—2000年协助武汉市委宣传部完成《今日大武汉》光盘、《吴天祥小组在行动》多媒体演示系统等项目脚本编辑工作；
    2003—2004年协助举办第一届全国模拟飞行赛、第一届国际模拟飞行赛；
    2004年5月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协会模拟飞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10月—2010年底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协会模拟飞行委员会秘书。